張培剛: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到底是什么?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72 次 更新時間:2018-09-07 11:33:59

進入專題: 農業問題   工業化  

張培剛 (進入專欄)  

  

   中國的工業化起步甚晚,就大陸而言,迨至1953年,大規模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重工業開始興建,真正的工業化進程開始啟動。通過三個“五年計劃”,初步建立起以重工業為主干的現代工業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先后通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以至人民公社化,農業和農民為工業化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但農業本身雖有所改進,卻進步不大;農民生活水平雖有提高,卻也未達到應有的程度。1978年,中國采取了對外開放、對內經濟改革的正確政策。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農民積極性大為提高,農業生產連續數年空前增長。但到了近幾年,農業生產又遇到了嚴重困難,與全國工商業大發展的形勢,以及與工業化進展的步調極不相稱。本文旨在探討中國農業在工業化進程中取得的成績和陷入當前困境的種種原因,以及沖破障礙、繼續前進和發展的可能途徑。

  

工業化啟動時期的中國農業

  

   幾個世紀以來,我國土地占有制度極不合理,大多數耕者無其田;農業生產技術落后,生產率低下,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極低,小農經營和自然經濟色彩濃厚;農民以農業生產和家庭副業的結合為主要生存方式,生活極端貧困。長期以來,國民經濟中除少量輕工業外,幾乎沒有重工業,農業產值和農業勞動力占國民經濟的絕對優勢比重,達2/3甚至3/4以上,現代工業成份極度輕微。

   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開始在全國實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權,做到耕者有其田,使廣大農民無償獲得了渴望已久的土地。土地私有和家庭經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發家、生產致富的積極性,在歷史上空前地解放了生產力。加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促進農產品自由貿易、加強農田水利建設、積極推廣農業技術等有利于農業恢復和發展的政策,使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恢復和空前增長。到土地改革完成的1952年,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了48.5%,糧食總產量增長44.8%,棉花增長1.93倍,油料增長60%〔1〕,為我國工業化的啟動準備了必要的部分物質基礎。

   土地改革以后,我國農村汪洋大海般的個體小農經濟規模狹小,經營效率仍然低微,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薄弱,且易于發生兩極分化。為了克服小農經濟的局限性和防止兩極分化,以加速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央人民政府乃于土改完成后,即時發出了實行農業互助合作的號召,鼓勵各地農民根據具體情況,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組織互助組和農業合作社,這可以說是農業集體化的前奏曲。1952-1955年,農業合作化發展比較穩健。1955年夏,農村中同時存在三種農業合作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互助組,其次是占農戶總數不到14.2%的初級社和少量的高級社〔2〕。

   1955年夏季以后,在毛澤東《關于農村合作化問題》報告的指導下,為了適應迅速工業化和農產品統購統銷的需要,農村中很快出現了農業集體化(包括個體、互助組、初級社等帶強制性地轉向高級社)高潮,到1957年底,基本上完成了農業集體化。農戶除留有少量自留地、小型農具和小型家庭副業外,差不多完全被取消了土地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集體收入按工分制分配,農民勞動只與集團經營成果有直接聯系,而無直接關系。就當時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力水平而言,集體經濟的規模也嫌過于龐大(平均每社200個農戶左右)。這除了便于組織大規模勞動力興建粗淺的農田水利工程外,無論在生產組織、勞動監督、經營管理,還是在收入分配方面,都是極為不便和不利的。不僅如此,這種變革還挫傷了有主動性和創建性的農民的積極性,結果是降低了農業增長率。

   1958年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在“反右”的又“左”又熱的氣氛下,鼓起了“大躍進”狂潮。1958年8月至11月,僅3個月內就完成了比高級社規模更大的“人民公社化”(公社平均規模5000戶),公社收入分配主要以口糧需要為基礎,其余部分則完全基于農民完成的勞動質量和數量,至于農民在自留地上的勞動和在集市上的交易則被完全禁止。公社化運動更大地挫傷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導致了1959-1961年所謂“三年困難”期間的嚴重農業危機。農業總產值在1959、1960、1961連續3年分別下降14%、12%和2.5%〔3〕;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大幅度減產,造成大量農村人口的缺糧、疾病和非正常死亡。危機以后,政府對公社體制進行了一定的調整。1962年開始,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體制,縮小了經營規模和核算范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一平二調”所造成的危害,但對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仍具有巨大的束縛和限制。人民公社制度一直持續到1979年的重大改革開始時,才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取代。

   在實行農業集體化的同時,為適應加速工業化,盡早盡多地積累資金的需要,國家從1953年11月開始,在中央集中計劃體制下,實行了糧油的“統購統銷”制度,嚴格控制了糧油市場,禁止私商對糧油的自由經營(當時曾一度允許農民進行少量的糧油集市貿易,但從1957年8月起,卻完全關閉了糧油自由市場),實現了國家單一渠道的經營。1954年秋季起,又對棉花實行了統購統銷。1955年開始,先后對生豬、烤煙、黃麻、蓖麻、糖料、蠶繭、羊毛、部分水果、水產品和中藥材等數十種農產品實行了派購制度。至此,農產品由市場調節的自由貿易政策,完全被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所取代。這項制度在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后開始有所變化,但直到1985年才逐漸被農產品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制度所代替。

   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建立的目的,本來在于使國家能夠以較低的價格掌握大部分的農業剩余產品,并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迅速積累起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而農業集體化一方面是保證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貫徹實施的重要組織措施,另一方面又是為了組織起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等技術轉變〔4〕。從歷史上看,農業計劃體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它的這種目的。

   第一,這種農業計劃體制建立以后,一方面通過“剪刀差”方式從農業和農民手中獲取了大量資金,有力地支持了國家工業化;另一方面,將私商排斥在農產品購銷活動之外,保證了農產品市場和價格的穩定,保障了城鎮居民糧食和工業原料的低價供應。這對工業在低原料成本和低工資率條件下提高積累率有重大作用,促進了工業的快速擴張。事實上,農業和農民的確為我國重工業和整個工業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也為后來工業化的進一步深入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5〕。可是,有些人到現在還抱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如果開頭不搞重工業就好了,因為重工業回收慢,吸收勞動力就業較少,不如輕工業回收快,吸收勞動力就業較多。這種看法是值得質疑和商榷的。事實上,從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來看,我們只能自力更生地發展自己的工業體系,而有計劃地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快速建立我國工業體系的根本保證,除此而外,我們沒有別的更快更好的途徑和辦法。試以前蘇聯為例,如果當時的蘇聯不是在計劃體制下優先發展了重工業和國防工業,試問它能抵抗得住法西斯德國的大規模現代武器裝備部隊的入侵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也將不是今天的樣子,即使可能取勝,那也會需要更長的時間和付出更大的代價,而且會艱難曲折得多。因此,我們對計劃體制在加速工業化啟動方面的作用不能全然抹煞,也不能輕率低估。

   第二,農業集體化以后,對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勞動,提高了防災抗災能力,為農業的穩產增產打下良好的基礎;同時還通過集體的力量,推動了農業機械化和應用化肥、農藥、品種改良等技術進步,開展了積農家肥、種植綠肥等積肥造肥運動,為提高土地產出率和保持土地肥力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據估計,1952-1957年,國家對農林水氣系統的基本建設投資占全部基建投資的7.1%,其中又以63.8%投入水利建設〔6〕。1966-1976年“文革”十年中,農民們為了生存,也為了養活城鎮人民,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下興起了類似“綠色革命”的熱潮。這包括:(1)繼續對大片農田進行規劃平整,興修水利,工程配套;擴大高產穩產農田。這期間,國家對農林水氣系統的基建份額保持在10%左右,其中用于水利建設的占64%。到1978年,農用動力排灌機械擁有量比1965年增長6倍多,有效灌溉面積達6.7億畝,其中機電排灌面積占55.4%。(2)4級農業科技服務網蓬勃興起,為生產隊提供無償技術服務,科學種田廣為普及,以雜交水稻、雜交玉米、雜交高粱為代表的新品種引進并大面積推廣,為我國糧食增產作出了貢獻。(3)生產隊大積大造農家肥、廣種綠肥、挖用河塘肥泥,保持了土地肥力。這期間化肥施用量的成倍增長,對農業增產也有很大作用(1978年化肥施用量達884萬噸,比1965年增長3.55倍)。(4)改革耕作制度,發展間套復種多熟制,提高了土地產出率〔7〕。這些技術變化和增產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集體化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使農業生產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保持了緩慢增長的局面(年均增長為3.1-3.8%),極其艱難地支持了工業化的進展。

   但是,在這一期間,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極為嚴重的。第一,農業集體化使農業經營脫離了最適當的家庭層次,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農民出工不出力,消極怠工的現象極為普遍。第二,開山造田、圍湖造田、毀草種糧等"以糧為綱"的作法,不僅限制了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各類的協調發展,而且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態破壞等嚴重后果,大大地減少甚至抵消了農田水利建設可能對農業增產所發揮的作用。第三,農業資金流出過多,政府對農業和農民取得過多;相對于工業而言,政府對農業的投入長期嚴重不足,抑制了農業生產的正常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應有提高。10年"文革"期間,農業生產增長非常緩慢,農民收入增長基本停滯,農村還有1億人口不得溫飽〔8〕。第四,關閉了全國各地分散的小型的農產品自由市場,農村市場因素完全被消除,農村工副業和小城鎮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限制,農民在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等束縛下完全沒有流動和擇業自由。這不僅極大地限制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而且也限制了農村分工分業的發展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再加上過去錯誤的人口政策的深遠影響,更使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大量增加,造成了我國工業化進一步深入發展和農業現代化轉變的巨大困難。

   還要看到,農業與工業以及農村與城市相比較而言,農業和農村都是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首先,就貿易條件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農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收入彈性和農產品的生產供給彈性都較工業品為低,因此農業和工業以及農村與城市在發生貿易關系時,總是處于比較不利的地位。這種貿易條件上的優劣地位的分析,原來是就國際貿易而言的〔9〕,但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適用于國內貿易。這就是說,在國內貿易條件下,農產品與工業品相比較,以及農村與城市相比較,也都是處于不利地位的。而且由于農業與工業技術進步的差異,這種不利地位還有不斷惡化的趨勢,以上可以理解為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根源之一。

其次,長期以來,很多人以為在農村市場上(包括農產品市場和農用工業品市場,也就是農民作為賣者的市場和農民作為買者的市場),存在著完全競爭,對此,本文作者之一早在近半個世紀以前就曾指出過,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10〕。事實上,由于制度上的、地理上的以及天然的阻礙,也由于農村的相對閉塞和農業和平的特殊性(生產周期較長,且對自然條件的依賴性較強)等原因,農民對價格變動的反應極為遲緩,在若干場合甚至無可奈何地全無反應。并且,相對于久享壟斷特權的專業商人和工業廠家而言,農民比較分散和缺乏組織性,因此,農民在與專業商人及工業廠家發生交易關系時,總是處于價格接受者的被動地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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