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朝暉:中國教育學70年發展與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90 次 更新時間:2019-10-29 22:56:34

進入專題: 教育學   新中國成立70周年  

儲朝暉  

  

   摘要 :肇始于新文化運動,中經1950年代學習蘇聯、19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下同時引進美、蘇兩國教育學,到信息化時代的教育學界在拓寬視野的同時受到功利潮流沖擊,中國教育學學科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歷程,實質性的發展較為緩慢。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校正了一些錯誤的觀念,拓寬了教育學的研究思路,使教育學及其分支學科內容更加豐富,表述更為準確規范,但與中國教育學人孜孜以求的寫出一本中國教育學的目標尚有差距。其主要表現是:教育學研究偏離主題的現象比較普遍,學科發展進程中的斷裂痕跡清晰,原創不足,學風浮躁,思想禁錮未能徹底解除,適合的評價標準未能建立,教育學的學科自覺與自主性不高,促進教育學基礎性學科發展的條件,比如思想理論的傳承,市場機制和個體篩選培養機制未能建立等,都還未能具備。教育學未來發展在于以人為本,以集成人學的方式去進行自覺自主的建構。

  

   【關鍵詞】:教育學;發展;反思;集成人學

  

   中國春秋時期就有研究教育的學問,但教育學成為一門分科研究與教學的現代學科則是1900年后的事。1905年前后,王國維寫出中國人著的第一本《教育學》,并直接用于師范學校的教學。

  

一、70年中國教育學發展歷程


   中國教育學學科在1949年后的70年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歷程,對中國教育學70的學科發展歷程做符合歷史原貌的客觀陳述是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一) 上承新文化運動

  

   1915年新文化運動興起,在歐美已經成熟的教育學隨同各種新知識新思想更加充分地涌入中國。1919年杜威來華,引發中國教育學研究與教學的高潮,新文化、新教育運動與中國教育學相伴發展,促使中國教育學迅速走向豐富、多樣和成熟,中國教育一改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狀態,在學校制度、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進步迅速,使中國教育現代化邁上一個較高臺階,“新文化運動通過百家爭鳴的途徑,得出了共同的為各門科學所能普遍接近的結論:要科學,不要迷信;要民主,不要專制。”[1]1-2

  

   1950年前,中國教育學是多樣的,主要分為四類流派。一是源自德國乃至歐洲的唯理論,著作有京師大學堂譯書局所譯《垤氏實踐教育學》《歐洲教育史》《格氏特殊教育學》《獨逸教授法》,以及以蔡元培為代表所提倡的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育“五育”并舉的教育方針,主要通過馮特受到康德哲學思想的影響,教育理念上受赫爾巴特影響,在1919年前占主導地位。二是源自日本的,主要通過中國留日學生、翻譯日本的教育學教科書和聘請日籍教師傳播,包括王國維翻譯和所著《教育學》,以及其他教育學教科書,雖然其源頭仍是德國,但已在一定程度上結合儒家、佛家學術及日本文化做了改造,相對于歐洲的理論而言,更接近中國傳統文化,更容易被中國人接受。三是源自美國。1919年杜威到中國后,以《民主主義與教育》為教材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研究科、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育科講授,并在各地講座200余場次,中國教育學從唯理論轉向經驗論,強調以民主和科學作為教育的目標,以平民主義做教育目的,以實驗主義做教育方法,注重生活教育。1921年孟祿來華強化并實化了這一思潮,此后30年這一理論在中國一直穩占主流,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初,大學中的教育學課程和師范學校的教育學教科書幾乎都是以《民本主義與教育》一書為藍本,輔之以設計教學法和道爾頓制,構成一個體系廣為傳播。四是本土生成,這部分常被學界忽視,其實內容豐富,與中國的實際密切結合,主要包括新教育運動、平民教育運動、鄉村教育運動、普及教育運動、以及對上述運動反思中產生的各種教育學流派,其中典型的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學說、晏陽初的平民教育論、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理論、陳鶴琴的活教育、邰爽秋等人的民生教育等。上述四大類又分為各不相同的分支學派,其中教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等內容較為豐富多彩。

  

   除了上述四大類,既是心理學家又是教育家的桑戴克對中國教育學心理學化有較大的影響,他和蓋茨合著的《教育之基本原理》(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有6種中譯本出版,對1940年代以前中國自編的教育學課本影響較大。1930年上海南強書局出版李浩吾(楊賢江)編寫《新教育大綱》一書,該書批判性較強,認為教育具有階級性;1934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錢亦石編寫的《現代教育原理》,力圖用唯物論來說明教育原理。

  

   (二) “一邊倒”學習一本書

  

   中國教育學自1950年開始“一邊倒”學習蘇聯,最后演變為僅僅只能學習凱洛夫著《教育學》一本書。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用政治的標準衡量并選擇教育學。這種做法始于1941年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研究室,該研究室的工作就是研究創立新民主主義的教育理論,研究內容和項目,包括評議各種教育理論和流派。在1942年2月27日召開的陶行知教育思想討論會上,羅邁作了總結發言,強調“從教育看政治”;在3月19日召開的鄉村建設派問題討論會上,羅邁的總結發言,又以“梁漱溟否定中國社會階級對立的存在”為由,“對這一派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2]。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始在全國范圍開展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教育理論學習,在政治上“一邊倒”學蘇聯的背景下,蘇聯成為唯一的教育學學習對象,凱洛夫《教育學》一度取代了此前所有的教育學。

  

   凱洛夫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院士,他主編的《教育學》是該共和國教育部于1947年10月18日批準印行的,譯成中文出版是在1948年以后。該書在1949年之前即在東北翻譯出來,1951年要求將其作為教育學課講授的主要參考書,后來作為必學教材,其間在中蘇關系變化后名義上對它進行了批判,地位與作用發生變化,實質上卻未走出它的窠臼。幾乎直到1979年,它的思想體系在中國占主導達30年之久,主要原因在于它政治正確,“明確宣稱教育學是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科學”[1]16,這面大旗遮蔽了中國教育學者對它的學理進行正常的學術分析與判斷,對它明顯機械的判定、教師決定論等諸多問題熟視無睹。事實上它的基本體系是赫爾巴特的,在道德教育方面借用了烏申斯基的教育理論,僅在一些地方更換了一些概念而已,1947年前的版本尚有受杜威思想影響的痕跡。所以也可以說中國1949年后30多年的教育學主要的基礎屬于赫爾巴特教育學。

  

   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和《列寧論教育》等書作為教育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的指導讀物也被翻譯出版。此外還有《克魯普斯卡雅教育文選》以及加里寧和馬卡連柯等人的教育著作的翻譯出版。中蘇政治關系的破裂并沒有改變只學習蘇聯教育學的基本狀況。

  

   在“一邊倒”學習過程中,1955年至1959年中國人自編教育學著作共計45本,進入了70年里第一個自編教材的高峰期,這些教材多為集體或機構編寫而非個人著作,獨創性較低。

  

   “文化大革命”“給整個中國教育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教育科學也同樣遭到災難性的破壞。這期間雖然也有過幾次所謂的‘專題討論’,但由于當時已完全喪失了開展正常學術爭鳴的必要的客觀條件,教育科學、教育理論不僅沒有可能繼續有所進展,卻相反出現了歷史的倒退。”[3]在教育遭到嚴重摧毀的情況下,教育研究機構被關閉,教育學教學和研究人員大都改行,教育學處于萬馬齊喑的荒蕪狀態。

  

   (三) 同時引進美蘇的教育學與思想解放大討論

  

   1980年后,隨著國門的開放和一些教育學專業教學人員回到工作崗位,教育學領域出現對蘇聯與美國教育學的兩個方向同時引進的局面,教育學隨著整個社會思想解放對一些問題開展討論,其中包括對前一段時期教育學發展的基本問題的討論。

  

   在1980年后的大約10年里,教育學翻譯引進依然以學蘇聯為主,變化在于不僅是學凱洛夫一家,還有贊科夫、蘇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等多家,學習方式主要還是搬用。

  

   贊科夫借用維果茨基的“最近發展區”學說形成了“實驗教學論”體系,他的《教學與發展》《教學論與生活》等著作提出的“高難度、高速度”教學原則切合了恢復高考后中國學校普遍抓教學成績和升學率的需求,成為蘇聯教育科學院的院士中僅次于凱洛夫的被中國教育學界所注意的教育理論家,這個轉換過程充滿爭論。作為贊科夫的延續,哈爾拉莫夫的《教育學教程》于1984年翻譯出版,該書作者明確提出:“教育學是研究學生的個性發展的科學,教育與個性發展之間存在著規律性是教育學的核心問題”[1]40,研究主題與凱洛夫大不相同,重新使用杜威的“個性發展”替換“全面發展”的概念,思維模式仍有相似。

  

   另一位在這個時段廣泛介紹的蘇聯教育家是馬卡連柯思想的傳承人蘇霍姆林斯基,他曾任帕夫雷什中學校長,并以該校作為自己研究教育理論的教育實驗基地,對一線教育教學工作熟悉,又受聘為蘇聯教育科學院院士,寫了大量著作而非一本教科書,因此對教師有較高親和力和信任度。從1981年起中國就開始出版他的多種著作的中譯本,其教育思想影響甚廣。道德教育是其思想的核心,認為“整個教育過程都貫穿著一條道德義務感的紅線。義務感并不是束縛人的枷鎖,它能使人獲得真正的自由。”[4]

  

   此外,巴班斯基的教學過程最優化原理通過他主編的《教育學》1986年在中國出版傳入中國,他主張:“教學最優化可以說是從解決教學任務的有效性和師生時間消費的合理性著眼,有科學根據地選擇和實施該條件下最好的教學方案。”[5]他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以維果斯基的“最近發展區”為基礎,向著與贊科夫不同的方向探索的結果。

  

   1980年后引進的蘇聯教育學已經開始對生活有更多關注,總體上還局限在對定義的人格塑造和特定的教學任務的完成上,對兒童天性尊重不夠。

  

   與此幾乎同時,中國教育界開始了對美國教育學新理論的引進。布魯納的《教育過程》1973年5月即在中國出版發行,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教育研究工作全部停頓,自然無人問津,一直到1979年《教育研究》陸續發文介紹和討論才引起更多關注,1989年出版了他的專著《教學論探討》《教育的適合性》中譯本,布魯納的教育思想才引起中國教育學者的普遍注意。

  

《教育過程》是一本篇幅小 (中譯文僅5萬9千字)的“劃時代”的作品,是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刺激美國教育改革,通過教育來提高科學水平的產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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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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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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