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下的高等教育新秩序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3 次 更新時間:2019-11-03 21:11:51

進入專題: 高等教育   人類命運共同體  

李立國  

  

   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既存的自然狀態,而是人類各種文明形態在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基于共同利益與價值認同,面向未來不斷實踐的一種建構過程。高等教育機構作為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專業機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事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承擔著重要使命。一方面需要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原則指導高等教育發展,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業中推動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需要發揮自身的獨特價值,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無可替代的貢獻。因此,如何改變“中心-邊緣”的既有秩序,建設平等互惠合作的高等教育新秩序,理所當然成為新時代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命題。

  

高等教育“中心-邊緣”秩序的形成過程與特點

  

   當前得到普遍認可的闡釋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理論是以阿特巴赫為代表的高等教育依附論,該理論將現今全球高等教育發展描繪為“中心-邊緣”模式,即西方發達國家處于高等教育的中心、控制與領導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高等教育的邊緣、弱勢與從屬地位。首先,歐洲作為現代大學的締造者,曾一度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世界各地紛紛效仿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大學理念與模式;隨后,美國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又使得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逐漸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然而,無論中心如何變遷,高等教育始終是發達國家殖民擴張或文化輸出的重要手段,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多以西方大學為范本,成為西方大學的翻版。即便隨著戰后信息科技革命的興起、民族國家的相繼獨立與人口增長,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出現規模擴張和自主發展的趨勢,但由于這些國家和地區未能擺脫在經濟、政治與科技等多方面對發達國家的依賴,高等教育在實質上依然處于依附、半依附狀態,始終處于世界高等教育的邊緣地帶。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機構不但很難參與最具前沿性的學術研究,往往被排除于核心領域之外,而且從高等教育教學、大學治理,到學術資源、國際化教育都顯著依賴、照搬發達國家的模式,呈現出一種仰望式、乞討式的發展狀態,是當前不平等、單向度、非均衡、新殖民主義發展模式在高等教育中的生動體現。

  

   “中心-邊緣”這一既定秩序的特點就是工業化國家通過大學模式、語言、國際知識系統、人員流動以及網絡技術等多維要素對第三世界的高等教育進行滲透。知識生產與創新的權力、大學治理與發展模式的選擇、專業概念的界定、學術語言的表述規則、國際知識系統的構建等,就是作為高等教育“中心”的發達國家剝奪作為“邊緣”的發展中國家自主創新、知識生產的工具和手段,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者、高校教師與學生被迫接受發達國家制定的一系列學術話語體系,被迫按照他國經驗和理論框架思考世界,被迫依照既有的學術規則進行知識生產。更為重要的是,西方知識生產模式、思維模式和理論邏輯還往往被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主動內化為既定的真理和普適性規則,即“(征服者)把自己的樣子強加于被征服者頭上,而被征服者把這一樣子內化,從而變成了內心‘隱藏’了另一形象的雙重存在”。這也就是現實中人們經常看到部分中國研究者盲目將中國現象和實踐經驗放入西方理論體系之內,盲目套用西方概念框架解釋中國現實,完全無視本國的獨特國情和實際情境,以至于不惜裁剪社會生活的真實現象和實證調研資料以“削足適履”。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下的高等教育新秩序及其特點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的高等教育步入大眾化階段,世界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張,再加之后工業化時代信息的高速傳遞,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現持續快速增長,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發言權進一步擴大,世界新型政治經濟秩序日益形成發展,迫切呼喚世界高等教育新秩序和新格局。

  

   構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精神原則的高等教育新秩序,應采取自主發展主導下的合作共贏模式。盡管美國、歐盟仍是世界經濟主要強國,但是新興經濟大國崛起勢頭不可阻擋。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構建主體將不再是西方工業化國家,而是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新型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也將不再由個別發達國家及其高等教育機構主導,而轉向各國高等教育體系共同平等參與,提供多元力量與貢獻。西方文明將不再只是扮演輸出者和領導者的角色,從而改變了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中心-邊緣、主導-依附的關系。世界各國將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進一步發展本國高等教育,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水平,探索建立適應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高等教育制度,創設新的高等教育類型,加強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聯系,高等教育與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也將走向適切化,更好發揮高等教育服務國家發展的責任,重塑高等教育形象,探索符合各國國情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中,世界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構建需要有與之配套的模式和機制作為保障和支撐。首先,建立健全創新增長的知識生產模式。以知識生產與創新為主導,更多創造為人類文明服務的公共知識成果,更多生產服務經濟與科技進步的創新成果,更多生產服務民生的醫藥健康成果。其次,發展開放合作的高等教育共贏模式。高等教育合作共贏應是多主體、多領域、多層次的,既包括國家與國家的開放與合作,也包括大學與企業的開放與合作,還包括大學與政府、社會的開放與合作,形成全方位的開放合作共贏。再次,形成平衡公正的高等教育普惠模式。高等教育大國與強國有能力、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提供必要的高等教育公共產品,使大學之光撒向世界各個角落與人群,不斷擴大優質高等教育的覆蓋面。最后,構建公平交流的高等教育治理機制。世界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構建既需要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機制創新,也需要各國各地區特別是各個大學治理機制的創新,加強各國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開放性,建立符合全球化深入發展需要的治理體系和規則,提升各國參與度,共同構筑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導向的全球性高等教育治理框架。

  

   平等、互惠、合作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下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核心價值訴求與最終旨歸。知識是無價的,是在思維交流互動中產生的,因而也是超越國界的,這決定了交流主體間的平等是國際高等教育交流的首要原則。無論是在國家及地區層面,還是在高等教育與科研機構層面,抑或是在教師和學生個體層面,高等教育交流都應該是平等互惠的,而不是單向度的、壓迫式的、乞討式的。無論是對海外留學經歷、他國教師或留學生身份的過分看重和崇拜,還是對他國教師或學生的歧視和污名化,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高等教育,都無法實現平等而有效的交流,都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傳遞、思維碰撞與借鑒創新。只有建立在互信、平等、共贏基礎上的高等教育,才能促進文化交流與民心相通,實現包容性、互補性的新型高等教育國際化。各國各地區高等教育機構可以平等參與,共建共享,旨在通過補充性、非排他性的合作方式,方能形成富有活力的知識增長模式和人才培養方式,引導世界高等教育從“中心-邊緣”秩序走向多中心、網絡化格局,從環繞西方的單級化高等教育圖式轉向群星閃耀的多極化高等教育圖式。

  

中國在高等教育新秩序構建中的貢獻與作為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人口格局和經濟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都決定了其需要在高等教育新秩序構建中發揮關鍵性作用、扮演重要性角色。

  

   (一)積極承擔高等教育大國職責,促進跨國高等教育平等交流與互惠合作

  

   一方面,努力創造和發展更多有利于全人類的公共知識成果,更多開展基礎性、普惠性、符合人類共同價值和利益的基礎科學研究和核心突破研究,在不損害國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將高等教育、學術研究、技術研發等方面的創新成果與世界人民共享,發揮高等教育大國的表率作用,承擔高等教育和科技創新大國的義務和責任。另一方面,積極扮演國際高等教育合作的牽頭者、合伙人角色,搭建各國各地區高等教育平等溝通的橋梁。主動創建、發起和推進合作項目,搭建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的合作平臺。如近年來“一帶一路”高等教育共同體就是基于價值共通、話語共建、目標共推、資源共享、風險共擔等原則構建起來的共同發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是對利益關系、發展愿景、社會文化以及運行秩序等有著共同體認的價值共通體,業已成為深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關系的有效載體。

  

   (二)增強學術話語權,向世界展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訴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談到,“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中國在高等教育新秩序的構建中需要率先增強發展中國家的學術話語權,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高等教育與知識創新中的參與能力和影響能力。為此需要努力改善我國學術研究在國際上“聲音小”“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尷尬境地。對于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需要大膽地結合中西方多學科理論研究成果,勇于將基于中國實踐經驗與實證研究所獲得的普遍性研究結論推介到世界,在國際學術圈交流思想、發出聲音。而對于中國特色化的本土研究成果,應秉持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努力挖掘中國的獨特性,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從而形成中國特色的學術理論話語和研究領域。這一方面需要鼓勵高校及研究機構參與和設立國際性學術組織,積極參與國際高等教育治理,加大參與高等教育領域國際規則和標準研究制定的力度,支持國外學會、基金會研究中國問題,加強國內外智庫交流。另一方面,需要聚焦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與研究前沿,推出并牽頭組織相關研究項目,加強優秀外文學術網站和學術期刊建設,對面向國外推介高水平教育管理研究成果提供支持,為堅持中國立場、貢獻中國智慧提供廣闊平臺,增強我國學術研究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與塑造力。這些在爭奪學術話語權方面的努力都將有助于平衡全球學術利益格局,向世界展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訴求,打破西方工業化國家長期壟斷的“中心-邊緣”高等教育體系,為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高等教育和進行知識創新樹立榜樣、開辟天地。

  

   (三)借鑒學習西方先進理念與實踐,發展具有普適性的高等教育理論與經驗

  

對于西方大學的認識與理解,涉及價值論與認識論問題。從價值的哲學意義上講,價值不可能中立,價值是有傾向性的和意識形態性的。比如大學治理的領導權問題、大學治理與政府的關系問題,我國與西方國家的大學具有不同的認識與制度設計。故大學治理的價值層面是有爭議、有不同認識的。而從認識論的知識層面看,知識具有遷移性,是有相對客觀的認識和標準的。西方大學治理的一些制度設計與權力架構等可以借鑒。經驗層面,是指沒有成理論的認識,可以借鑒學習。比如西方大學治理的具體經驗與做法,可以學習為我所用。西方是大學治理的策源地,對于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具有示范意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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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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