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民:顏伯珣和他的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07 次 更新時間:2019-11-08 21:00:46

進入專題: 顏伯珣  

樊英民  

  

   清初,山東曲阜孔、顏兩個家族都名人疊出。孔氏以孔尚任為代表,顏氏以顏光敏為代表,這早已為人熟知。但與其同時還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無論其人生功業還是文學成就,都足以與他們相埒。他就是顏光敏的叔父顏伯珣。

   顏伯珣的知名度遠不如他的侄子光敏兄弟,甚至也不如曾孫輩的懋僑兄弟。光猷、光敏、光敩,以其"一母三進士"的科舉佳話,數百年來在其故鄉幾乎婦孺皆知;光敏又被稱為"金臺十子"之首而見諸載籍。懋僑曾供職內廷,和達官名士交往;又與懋倫兄弟數人唱和,詩酒翰墨,一門風雅,才名流傳數世。相比起來,伯珣幾乎成了一位被湮沒的人物。

   數百年的時間足以淘洗掉表面的浮華和世俗的好惡,使我們可以冷靜客觀地觀察顏伯珣其人其詩。此時我們發現,顏伯珣的價值被嚴重忽略了,他是一個值得崇敬的歷史人物,又是一位杰出的詩人。他人生的功業和信念,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的詩對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忠實記錄和認真思考,其深度和廣度,有一些是同時代其他作者難以望其項背的;其中一些甚至可以與文學史上的杰作名篇相媲美。

   顏伯珣現存的五百多首詩歌,是一個蘊涵豐富的礦藏,值得努力開釆發掘。其價值不應局限于地方文史。                              

   顏伯珣,字石珍,又字季相、相叔。1637年(明崇禎十年丁丑)生。

   顏伯珣的父親顏胤紹(又作孕紹),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憑著刻苦攻讀而成進士,任鳳陽、江都、邯鄲等知縣,所至有政聲。其時已是明亡的前夜,崇禎十五年(1642)清兵南下侵掠時,他臨危受命任河間知府,率眾守城,但城終被攻破,于是闔家六口自焚殉國。當時伯珣只有6歲,被親兵呂有年從火中搶出,得免一死,流落民間。后來被跣行千里尋父尸的長兄顏伯璟找到,帶回曲阜家中。

   伯珣在長兄伯璟的關愛下長大。伯璟入清后拒絕參加科舉,與孔貞璠、顏伯顯、魏孟宣、劉顯斯諸遺民文人高相唱和,加意教育伯珣和光猷、光敏兄弟。叔侄三人年齡相近,一起讀書。但顏伯珣的科舉道路遠不及其侄子順暢。

   伯珣15歲進學成秀才,卻遲遲不能中舉。這里應該說明,至少從明代起,曲阜就設有四氏學,供孔、顏、曾、孟的子弟入讀。朝廷在歲貢名額、經費以及任用等方面有種種恩渥和優待。在康熙十四年鄉試時,顏伯珣已經考中,"發號登榜",最后卻"以二顏不合例,易去。"(《顏氏族譜》)換了別人。

   所謂"二顏不合例",說白了就是一科不能取兩個顏姓,因為當時朝廷給四氏學的名額是兩個,如果兩個顏姓,就等于孔姓失去了中舉機會,這是孔氏不能容忍的。其實,當初提學道施閏章上疏時定的章程,是"不拘孔顏曾孟,憑文取中"。但孔姓覺得另三姓是沾了孔姓的光,無論如何每科必須有一孔姓中舉,心理才能平衡。例如順治十四年(1657),顏光敏在考試中七試均為第一,就因他不姓孔,硬是拿下;康熙二年(1663)終于中舉,而"孔族諸無賴"得到消息后,居然"嘩于門,扯去報帖"(顏肇維《顏修來先生年譜》)②。可見族大人多的孔姓對搶占了他們名額的顏姓有多么仇視。清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九記:"曲阜設四氏學,鄉試編耳字號,中一名,每科取中皆至圣裔。故有'無孔不開榜' 之謠。順治乙酉,給事中嚴沆典山東試,疏請取二人,康熙間增一名,顏、曾、孟三氏及各賢裔始有中式者……"所說就是此事。乙酉是順治二年(1645),嚴沆的疏當時并未起作用。

   《曲阜縣志》載康熙十四年舉人為顏光是和孔興璉。看來當年顏光是和顏伯珣成績最好,因為孔族的激烈反對,才終于撤下了顏伯珣換上了孔興璉。在這次孔族和學政的博奕中,形成的共識就是必須保證每科都至少有一名孔姓。所謂"二顏不合例",其實是"無孔不合例"。不管怎樣,作為曲阜這個孔氏王國治下的小民,顏伯珣也只好忍氣吞聲承受這樣的結果了。

   孔貞瑄為《秪芳園集》所作序說伯珣"不耐場屋之屈辱,絕意科舉,甘由恩例出身。"其中"屈辱",應該包括上述遭遇。所謂"恩例",一是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親政后初行釋奠禮,伯珣參加助祭而被賜為貢生。二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康熙帝親臨曲阜,伯珣被以恩授官。此時,他已48歲,當年同窗共讀的兩個侄子都早已中進士做了官,功成名就;而他正在家鄉經營他的秪芳園,以漁樵為友,嘯傲煙霞,琴書自娛,并打算終老于此。

   顧炎武在致顏光敏的一封信中說:"石珍社翁想閉戶著書,臥游五岳,胸中當別具一丘壑,而鴻文大制日新富有,則兩君固并驅中原矣……"(《顏氏家藏尺牘》卷一)。其中"閉戶著書,臥游五岳"八字,可說是顏伯珣其時生活方式的絕妙寫照。

   李克敬說顏伯珣"以河間貴公子,有良田廣宅足以自娛。余嘗觀于其秪芳之園,周覽其池閣竹樹之美,慨然太息,謂人生有此,南面王豈屑易哉!"(《秪芳園集》序)即使有夸張的成分,也可見他的生活質量頗為不惡。按世俗的眼光看,已是晩年的顏伯珣對于這個做官的機會,原本是應該放棄的。故《顏氏族譜》說他"初隱泗水上,彈琴賦詩,有終焉之志。晩以圣恩倅壽州,人皆為憤惜, 夷然處之。"所謂"人皆為憤惜","憤惜"二字極堪玩味,是不是指當時他本該有更優的機會而因某種原因失去?已不可考。

   但是,像顏伯珣這種讀圣賢書出身的人,天生具有強烈的"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理想和情結,對官職的大小他可以夷然處之,這個報效國家的機會卻不會輕易放棄。所以,他雖已是接近知天命之年,仍義無反顧地束裝就道,走上仕途,進入官場,開始了一個和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生。

   關于顏伯珣以恩授職前的情況,目前所知很少。從他早年的詩和書牘中可以看到,他除了"閉戶著書,臥游五岳"之外 ,似乎還從事過諸如經商之類活動。例如他曾遠行到陜西山西等地,居外八個月之久,當然不純粹是旅游;又如他書牘中曾提到"銅觔",提到 "繳還亦與十萬""發回原物"等(《顏氏家藏尺牘》卷三),都給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間。指出這一點是想說明,他不是一個純粹甚至迂腐的書生,而是一個具有處理世俗事件的能力和豐富社會經驗的實干者,所以他在走上仕途之后,多年一直從事出差和筑壩之類工作,并不是偶然的。

   顏伯珣的仕履,可以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是從48歲到54歲,所謂任虹縣和定遠知縣,后期是從54歲任壽州同知到去世。但我們對于前期六年情況了解甚少,還充滿疑問。

   《顏氏族譜》說:"甲子以帝幸闕里,恩授江南鳳陽府壽州同知,攝虹與定遠兩縣事。"是把他的仕履綜合敘述的。事實是他任壽州同知是康熙二十九年以后的事,攝虹與定遠兩縣事,應在其前。

   虹縣、定遠縣和壽州清初都屬鳳陽府所轄。乾隆四十二年(1703),裁虹縣并入泗縣。但我們查現存光緒《泗虹合志》,在《職官志》查不到顏伯珣的名字;道光《定遠縣志》也一樣;還又査了乾隆《泗州志》(虹縣曾是泗州屬縣),也是毫無所獲。當然,這幾部志書對康熙二十年前后的知縣幾乎都沒有記載。所以不能因為查不到記載就證明顏伯珣任職兩縣是子虛烏有。

   排比顏伯珣這幾年的行蹤,可知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由曲阜進京參加吏部考試,得四氏學恩貢州同第一,六月歸。見顏光敏《京師日歷》。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底時在曲阜,有自注年月的《雪甚》詩為證。康熙二十八年(1689)赴京謁選,得官。從二十四年下半年到二十八年下半年這四年的時間,有可能是在虹縣和定遠縣的任上。不過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雖經吏部考試,但并未謁選,即去吏部辦抽簽之類手續之前,他可以做縣令之類實職嗎?再說,這四年中的康熙二十五年七月,還有光敏"遣二仆還為季父壽"(見《京師日歷》)的記載,看來他的五十大壽是在曲阜慶的。此年九月光敏亡故于京師,治喪種種,他必參加。這樣算來,他在任的時間更短。而且,作為一縣父母官,是否能長期離任回籍?凡此種種,甚至令人懷疑所謂"攝虹與定遠兩縣事"的真實性。

   但也有他確曾任職的證據。一是他有《賣馬行》七古一首,開首就說"虹縣署官貧賣馬,兩載瓜代棲荒社。"明說在虹縣任職兩年。詩中又有"三年共汝識辛苦,東走吳會北還魯。瘦骨歲伴犢池云,危心幾排龍江怒。"說得還很具體。二是還有一首詩寫到了他在虹縣的一個隸人韓正,在他到壽州后還去看他,令他感動。三是他有一組《與四約詩》,分別寫對四個鄉約的感情和教誨,鄉約是知縣任命的鄉村小吏,這可間接地證明他曾任知縣。這幾點證據也是很難推翻的。

   關于在定遠縣,證據只有乾隆《曲阜縣志·顏伯珣傳》所記的一個故事,說定遠縣有個叫周老虎的,因為嫉妬鄰居陳生富有,居然殺掉自己的兒子來誣陷他。陳生被捕入獄,多次審訊堅不承認,無法結案。顏伯珣到任后,到包公祠去上香禱告,這時奇跡出現了:周老虎兒子的魂附到了他弟弟身上,說出了事情真相,陳生冤案得以昭雪。

   這事自然荒誕不經。把這事附會到顏伯珣身上,至少可以說明《顏氏族譜》說他"潔己利民,執法不屈,辨冤獄,革耗羨,別奸厘弊,廉明正直之聲震遠邇……"不是空穴來風。

   資料所限,我們對他前期仕履只能了解到這個程度。我們知道得相對較多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任壽州同知以后的事。

   光緒《壽州志·職官表》"州同"一欄,康熙二十九年是顏伯珣的名字,到康熙三十八年(1697),換成了李廷相。原因就是此后他專職"奉檄督修芍陂"。所以他在壽州的21年,還可以再分為兩段。前段是從康熙二十九年到康熙三十七年,他54歲到62歲,任同知;后段是以同知的身份專職從事芍陂工程。

   《清史稿·職官志》載,州同是從六品,無定員,與州判"分掌糧務、水利、防海、管河諸職"。用現在的話說,州同是州里的二把手,是一個抓具體事務的職位。這在顏伯珣的詩中也有充分的體現。

   他自己屢次說過,"矧惟參佐吏,材微備驅馳"(《仲冬述行二十二韻》)、"官微受指麾"(《有事闞疃》)、"吏微行役頻"(《已達天津述興》) ,頻繁地出差是他仕宦生涯的一大特點。如從南京到京師的護領轉餉,在炎熱的夏秋之交,率領著"烝徒三百人,流汗衣裳沾"(《秋日護領轉餉京師發江寧府》),單程就用了近兩個月。還有水路運銅去京師寶泉局那次,從壽州到天津就走了三個月,不僅受盡了折磨留難,經濟也上賠累嚴重,最終要賣掉家產賠補虧空。即使他被任命專職修芍陂后,上司還是會臨時抽調他。如那次"監采丹錫入貢京師":"省檄清晨下,公徒輟何速。"在邵寶湖遭遇狂風惡浪,命懸一線:"性命呼吸回,出險方觳觫",接著還又患上瘧疾,"驚定旋作疾,瘧鬼旬乃戮。"(均見《十月安豐大筑西堤寓李莫店舊館感成四十韻》)想必是他的能干和敬業已經名聲在外,使他成了上級抽調完成各種臨時性任務的最優人選。而且指名抽調他的,還包括兩江總督和安徽巡撫這樣權高威重的封疆大吏 。他長時間遠距離的行役,現知的至少有康熙三十一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二年5次,有時他在芍陂工程正忙中也照抽不誤,最后兩次抽調時他已年近古稀。

顏伯珣做官后,因為忙于公務,很少重回故鄉。只有乾隆三十八年那次奉檄監釆丹錫入貢京師,返回時經過曲阜已是年底,在故鄉過年并住到四月。這應是他二十年中唯一一次休假。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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