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健:“標準”的小說與“小說”的標準

——以《天香閣隨筆》為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49 次 更新時間:2019-11-10 20:00:08

進入專題: 小說標準  

歐陽健 (進入專欄)  

  

   摘  要:作為"諸子",小說家與其他九家地位是對等的,這是沒有產生"諸子"的西方文化所能明白的。中國小說不是屬于形式范疇的文體,而是荷載中華文化的實體。就其內涵而言,"小說"與"大道",不在一個等級線上;就其形式而言,"小說""短書",不是"宏論""鉅制"。正是這種自覺的"謙退",反而能出入任意,轉圜自如,讓小說家成了最有生命力、最為恒久的一家。寫的是作者的所經所歷,所見所聞,所讀所悟,所思所觸,上至理政方略,下至人生智慧,舉凡朝野秘聞、名人軼事、里巷傳聞、風土人情、異聞怪談,無不奔走筆下,成了小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這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關鍵詞:小說 標準 中國 西方

  

  

   李靈年教授序《全清小說》,提到談鳳梁先生主編《歷代文言小說鑒賞辭典》,請吳組緗先生賜序一事。吳先生讀了《〈任氏傳〉賞析》樣稿,見有這樣的話:"《任氏傳》可以當作唐人傳奇的標準性文體看待;在某種意義上,它凝聚著中國古代敘事藝術和小說文化的幾乎全部因素。"突然表示序不能寫了,理由是:"什么叫標準小說?世上有沒有標準小說?"

   --這讓我想起了好些往事。談鳳梁先生是新時期起步較早的古代小說專家,著有《中國古代小說簡史》《古小說論稿》等。上世紀八十年代,出任南京師范大學校長,主持《歷代文言小說鑒賞辭典》,還約我寫了《埋憂集》中《金蝴蝶》《空空兒》《真生》《陶公軼事》賞析,這是我有關文言小說最早的文字。撰寫《〈任氏傳〉賞析》的何滿子先生,則是治古代小說的大家,既有舊學的根底,對西方文化也極熟稔。由于用西方小說的"尺碼"(以情節的虛構和人物的塑造為核心)來衡量,才斷言《任氏傳》是"標準文本":"作家以史傳的簡潔筆法,集中筆力于刻畫人,從人物活動中勾勒出唐代上層社會風俗畫,從風俗畫中烘托出人,更其是人的靈魂,從中貫注著作家自己的人生評價和愛情--人生的價值觀,直達哲理層次的美學高品位。"(《歷代文言小說鑒賞辭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5頁)

   何滿子先生忽略了一點:《任氏傳》只是"歷代文言小說"的一篇,若將它樹為"標準",眾多歷代文言小說又將置于何地?吳組緗先生以為,古代小說文備眾體,不存在純而又純的"標準";即便是成熟的《聊齋志異》,在他看來也有三種文體:一是魏晉"志怪式",二是唐人"傳奇式",三是專寫一個場面、一個片段的散文特寫(吳組緗:《說稗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版,第16-17頁)。而早在1928年,俞平伯《談中國小說》就說過:"唯若求了解中國小說之實況,必先明白古今人雖同用小說這名稱而釋義有別,尤宜知這些傳統的觀念對于自來小說創作之成就,有深切之關系。我們用今日所謂小說之標準去衡量古之小說,而發現種種的有趣的齟齬,這倒是當然的現象。若古人能預知我們的標準,處處合式,這才是真的奇異呢。"(《小說月報》第19卷第2期;轉引自汪正龍等:《文學理論研究導引》,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頁)

   要問"今日所謂小說之標準"是從哪里來?就要追溯到1918年。服膺"西方文明中心論"的胡適斷言:中國"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相比之下,"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四卷,中國書店2011年版,第232、233頁)。錢玄同給陳獨秀寫信,認為:"中國小說沒有一部好的,沒有一部應該讀的。"(《新青年》第三卷,第449頁)又給胡適寫信,說:"中國今日以前的小說,都該退居到歷史的地位。從今日以后,要講有價值的小說,第一步是譯,第二步是新做。"(《新青年》第四卷,第63頁)

   "西洋的文學方法"之所以完備、高明,在胡適之輩看來,就在于他們的小說觀。周策縱解釋說:"我們現在的所謂'小說',和英文的fiction相當。可是fiction的初義是'虛構',中文'小說'一詞卻沒有'虛構'的意思。"(《傳統中國的小說觀念和宗教關懷》,《文學遺產》1996年第5期)于是,有著幾千歷史的中國小說,因為不符"虛構"的標準,其價值便被大大地低估了。

   其實,矮化、貶低、顛覆中國小說的,最致命的一擊,還不在是西方的小說觀念,更在他們倡導的文體論。西方人把小說與詩歌、戲劇平列,看成是屬于形式范疇的文體,所謂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典型環境的"小說三要素",成了小說學的ABC。不具備上述種種的中國古代小說,豈不要自慚形穢、望塵莫及了么?

   胡適之輩不懂得,《堂吉訶德》《魯濱遜飄流記》《格列佛游記》等等,與中國古代小說根本不是一回事。用西方的一套來衡量中國古代小說,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班固《漢書·藝文志》錄有諸子十家,他是怎校界定這十家的呢?--"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班固的意思非常清楚:小說家與其他九家,雖各有出處,各有內涵,但作為"諸子"的地位,卻是對等的。如若諸子九家是文體,那么也可以承認小說是文體:誰都明白,這種設想是錯誤的。誰也不會胡涂到這種地步,說儒家、道家之間的區別,是文體的差別。誰都可以清楚地判明,《孟子》與《莊子》的差異,不是文體的差異,而是實體的差異。同樣道理,小說也不是文體,而是荷載中華文化的實體。這一客觀事實,是沒有產生"諸子"的西方文化所能明白的。俞平伯當年說得對:"我們評量中國的舊有小說,與其用我們的準則,不如用他們自己的準則,尤為妥切。"這里的"我們的準則",是當時人們服膺的西方小說的準則;"他們自己的準則",則是中國古人的小說的準則。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將西方小說的準則(或曰標準)推倒,重新回到中國古人的小說準則(或曰標準)上來。

   班固說,小說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又引孔子的話:"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乍一看,仿佛是對小說的貶抑。桓譚則說:"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語氣就大有不同。作為"諸子",就其內涵而言,"小說"與"大道",不在一個等級線上;就其形式而言,"小說""短書",不是"宏論""鉅制",更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正是這種自覺的"謙退",既沒有自高身價,更沒有自限門檻,反而能出入任意,轉圜自如,讓小說家成了最有生命力、最為恒久的一家。試看,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諸子九家,到后來還剩下多少?不要說陰陽家、墨家、縱橫家,就連儒家、道家,也都沒了真正的后繼者。用班固的話說,儒家是"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后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漸衰,此辟儒之患"。道家是"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但對于小說家,班固沒有說及它的衰亡,卻道:"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為什么它會"然亦弗滅也"?且將"小說"二字,作點分解就明白了。"說"是"閭里小知者之所及",是"芻蕘狂夫之議",故小說的書名,往往以"說""話""語""談(譚)"命之;為顯示其小,其卑,其微,又往往以"小""瑣""蠡""脞"修飾之。然放言高談,難留痕跡,還得記錄下來方能傳世,故又往往以"筆""記""志""錄"命之;但這種記錄的行為,并不具莊嚴的意味,"隨""漫""雜""妄",倒是常采用的修飾詞。小說之所"說",之所"錄",究竟是什么呢?是作者的所經所歷,所見所聞,所讀所悟,所思所觸,上至理政方略,下至人生智慧,舉凡朝野秘聞、名人軼事、里巷傳聞、風土人情、異聞怪談,無不奔走筆下,成了小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這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有人以為:"中國古代小說概念不是一個與西方fiction或novel對等的一個純文藝學文體論概念,而是一個在社會的文化領域定位的知識論和價值論概念,是在社會意識形態格局中,被正統文化系統所歧視排斥的其它邊緣性文化話語的統稱,是一個具有知識論和價值論內涵的文化概念。"(張開焱:《文化二元對立格局中定位的中國古代小說概念》,《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是講得相當不錯的。中國古代小說確實是在社會的文化領域定位的"知識論"和"價值論"概念;至于中國古代小說是不是被正統文化系統所"歧視排斥"的"邊緣性"文化話語,則需要作具體分析。雖說是"芻蕘狂夫之議",但古代最正宗的文人,都以極大熱情投入了小說的寫作,小說家生平百分之九十可考,就是明證。寫小說既無官方壓力,也無市場誘惑;諛墓之文,應酬之詩,人情牽絆,難免違心。小說卻是自主行為,表達的是自我認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善其所善,惡其所惡,堪稱道德觀與審美取向的匯集,三千年中華人文精神的總呈現。

  


   不過,中國小說本身也有需要解決的問題。明代胡應麟說:"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道理,或近于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跡,或通于史,又有類志傳者。"(《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這就是說,在"小說"的總名目下,實際上有兩大分支:一是"談說道理",一是"紀述事跡"。胡應麟所分的六類中,志怪(以《搜神》《述異》《宣室》《酉陽》為代表)、傳奇(以《飛燕》《太真》《崔鶯》《霍玉》為代表)、雜錄(以《世說》《語林》《瑣言》《因話》為代表),屬于紀述事跡;而叢談(以《容齋》《夢溪》《東谷》《道山》為代表)、辯訂(以《鼠璞》《雞肋》《資暇》《辯疑》為代表)、箴規(以《家訓》《世范》《勸善》《省心》為代表),則屬于談說道理。

   今天讀者,多持小說是"文學"的觀念,讀到名為小說的"談說道理"之作,就會因無文學意趣而茫然。怎么處理古小說中的文學與非文學的關系?人們曾有過多種嘗試。《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編委會的《前言》,是這樣分析文言小說狀況的:"某一部書,古人當作小說對待,今人可能認為它根本就不能算是小說;某一部書,它當中的某一部分作品或許還能被今人隸置于小說名下,但它的另一部分或多或少的作品卻無論如何也和今人心目中的小說有很大的距離。"它還舉《聊齋志異》為例,道是:"書中的某幾篇作品,寥寥數行,內容不外是七零八碎的紀事,例如某年某月在某地發生了某種災異現象之類,它們沒有比較完整的故事情節,甚至也沒有任何出場的人物,就篇而論,你能把它們叫做小說嗎?"這種意見,與吳組緗先生如出一轍。

   那么,他們是如何取舍的呢?《前言》說:

  

   如果完全依據今天通行的小說的概念,那么,一大批的古代文言小說勢必無緣進入我們的這部百科全書。而如果完全依據古人的種種有關小說的概念,那么,我們的這部百科全書又將顯得內容蕪雜、大而無當。

因此,對待古人的小說概念和今人的小說概念,我們既不擯棄前者,也不拒絕后者;既尊重前者,也采納后者,力求把二者結合起來,加以靈活的運用--這就是我們所遵循的原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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