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國外中國學再研究:關于對象、立場與進路的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92 次 更新時間:2019-11-11 07:42:02

進入專題: 國外中國學研究     問題意識     知識立場     研究進路  

唐磊  

   內容提要:本文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對國外中國學的再研究予以全面回顧,重點闡述了該學術領域的研究對象、問題意識與知識立場,并對該領域相對成熟的研究進路進行總結歸納。對國外中國學予以譯介和再研究,其問題意識根源于學術界面對現代性沖擊所作出的反應,對國外中國學所采取的學習立場或批判立場則出自不同情境下的對現代性產生的憂患意識。該領域的主要研究進路歸結起來有文獻學、學術史、知識社會學和比較文學四種,對國外中國學的知識客觀性采取不同立場可能引向不同的研究進路。前兩種進路更偏向于對國外中國學的知識予以歷史的考察,后兩種進路則更傾向于進行批判性分析。

   關 鍵 詞:國外中國學研究  問題意識  知識立場  研究進路

  

   國外中國學,最籠統的理解就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中國學者對這異域的學問進行反向研究,常被通俗地稱為國外中國學(再)研究。此種學術活動發端于民國時期,民國學人的成績近年來得到了不少關注。①中國學術界(主要是大陸地區)系統開展國外中國學的引介與再研究,一般認為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于1978年成立“國外中國學研究室”為標志。②該室的成立恰與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本文的寫作即同時受到這兩種因緣的觸動。

   國外中國學研究發展至今,已成為國內學術界一個頗受矚目的領域。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專門提到“推動海外中國學研究”,而反向研究國外中國學正是推動它的一種重要方式,由此也鼓舞了學界對于國外中國學再研究的熱情進一步高漲。不過,平心而論,這一學術領域仍處于開放發展中,對于它的研究對象、問題意識、方法論等,學術界還缺乏比較清晰和一致的認識。此前已有嚴紹璗、張西平、朱政惠等學者在改革開放30年前后對上述問題予以討論。③本文中筆者嘗試接續前賢之論進一步探討,希望對本領域的發展貢獻綿薄之力。

  

   一、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外中國學”

  

   對于中國文化的好奇與探究,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世界性的現象。今天英語中的一些固有詞匯如“Sinomania”(中國熱)、“Sinophile”(喜愛中國文化者)等,側面展示了歷史上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文化的持久熱情。對于中國文化的專門研究,則在不同歷史階段,形成了“游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專業漢學”等學術形態。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以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等為代表的“法式漢學”(Parisbased type of Sinology)仍是世界范圍專業漢學的主流。⑤但隨著二戰以后全球知識生產重心從歐洲轉至美國和“區域研究”的興起,出現了從“漢學”向所謂“中國學”的范式轉變。旅美華裔學者余英時曾對這一轉變作出較為準確的概括:“從20世紀中葉起,中國研究這一領域在美國開始了一個劃時代的轉向。這一轉向包含了兩個層次:第一,就研究的內涵說,專家們越來越重視中國的現狀及其形成的時代背景;相形之下,以往漢學家們所感興趣的傳統中國就受到比較冷落的待遇。第二,就研究的取徑論,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門的專業紀律獲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漢學傳統中的文獻考釋則退居次要的地位。”⑥

   范式更迭使得原本屬于“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范疇的“Sinology”不再適合用來描述新的知識領域和知識傳統,“Chinese studies”被用來作為新傳統的表述,這種情況先是出現在英語世界,隨后也出現于歐洲各國。⑦然而,新舊兩種傳統的競爭與整合,至少在學術體制層面于美國和歐洲有不同的表現,比如美國的“Sinology”研究大多被歸整到“區域研究”的院系中,⑧而在“Sinology”傳統更悠久的歐洲,“Chinese studies”出現在“Sinology”院系中則是十分常見的情況。⑨

   中國學者在對歐洲傳統的“Sinology”和美國傳統的“Chinese studies”進行反向研究時,一般用“漢學”和“中國學”分別對應以示區分,但同時又時常希望用一個單一的概念來統合處于不同時代、置身不同傳統、擁有不同形態的國外中國研究,于是造成漢學與中國學的種種名實之爭。在筆者看來,這些爭議對于推動本領域學術發展意義不大。重要的是,當我們致力考察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時,首先有必要意識到它的時代和文化傳統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不存在“單數的”國外中國學,只有“復數的”國外中國學。不同文化傳統對于復數中國學的影響,有學者總結為:“作為它的核心成分并不是‘中國文化元素’,支撐這一學術的核心即潛藏的哲學本體價值,在普遍的意義上判斷,則是研究者本國的思想乃至意識形態的成分。”⑩

   另有必要指出,在指稱本領域研究對象的“中國學”(包括“漢學”)時,我國學者習慣加上“國外”“域外”或“海外”的定語,以有意識強調其作為外來的知識(extraneous knowledge)的本質,(11)但在語義上,“國外”“域外”“海外”等說法并無差異,所指皆落腳于“外”(abroad)。有趣的是,對于外國人而言,中國學本來就是外國學,例如溝口雄三就說過“中國學是日本人的外國學”。(12)如此一來,國外中國學再研究就成了對“外國人的外國學”的研究。有時候,人們會奇怪這種學術的必要性,其實它既是國人砥礪自身學術進步的一種途徑,也是我們“開眼看世界”的一個特別窗口。這里面也許還有一些地域文化特點的影響。從世界范圍看,對于外國人研究自家的學問特別感興趣并不是一個普遍現象,稍可與中國學界從事國外中國學熱情高漲相比擬的,以筆者粗淺了解,似乎只有日本、韓國等亞洲鄰國。(13)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個知識領域的國外中國學研究,本身就可以作為比較文化的考察對象。

  

   二、問題意識與知識立場

  

   學術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并非指向具體的課題,而是基于對現實世界的深切觀察與思考所形成的對具有根本性和深遠影響的問題的敏感。這種敏感力既取決于學者們對于現實世界的感知能力,也受制于自身學術積累的路徑依賴。知識立場就仿佛物理學向量中那個“方向”,我們認知的成果不僅取決于“數量”也取決于“方向”。問題意識與知識立場相互影響,又共同決定著學術研究成果的“向量”大小。

   1.危機意識與學習立場

   在百余年來中華民族曲折的現代化進程背景下,中國學人借國外研究中國文明的智識成果以反觀和自勵,大體根源于一種“現代化轉型”的沖動與焦慮;而對國外的中國研究自覺予以關注、譯介乃至再研究,如嚴紹璗所說,“是隨著20世紀初我國人文學術近代性的發展而得到逐步形成的”。(14)

   當我們仍將“現代化”作為一個合理的目標而暫且懸置“中國文明自身是否蘊含足夠現代化內生動力”這類問題,就不得不承認包括學術現代化在內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全面開啟和加速發展,與近代以來特別是“鴉片戰爭”后西方文明給中國帶來的整體性沖擊有莫大干系。這一沖擊的后果表現在學術現代化上,就是對本民族學術傳統的深刻反思和對“西學”的高度仰慕和孜孜以求,并由此造成中西學術交流事實上的不對等。“中國中心觀”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柯文曾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中西之間知識交流有一個基本模式:西方的興趣主要在于了解中國,而中國則主要著眼于學習西方。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自己的優越感,部分程度上是非西方人對這種情況的認可。”(15)

   仰慕西學的傾向在晚清學界一度格外嚴重,其情狀梁啟超描述為:“光緒間所為‘新學家’者,欲求知識于域外,則以此為枕中鴻秘。蓋‘學問饑餓’,至是而極矣。”(16)這種傾向直到民國時期才有所矯正。彼時學界重拾“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的精神,以西學之昌明砥礪國學之不足,由此方奠定出國人嚴肅對待國外中國研究的心智基礎。此時的危機意識又往往表現出趕超先進的民族主義情結。一方面感慨民族學術正統流失,如史學家陳垣對胡適說的:“漢學正統此時在北京呢?還是在巴黎?”(17)另一方面則希望中國本土學術能“超乾嘉之盛,奪歐士之席”。(18)

   總體而言,民國學者對國外漢學界的接受與借鑒主要在于其視野與方法。如語言學家張世祿所言:“外國學者有研究中國學術的,我們必須予以重視。因為他們所運用的工具,所采取的途徑,足以為我們提供絕好的借鏡,他們研究的結果和獲得的成績,也往往足以開拓我們所未有的境界,以作我們更進一步的探討的基礎。”(19)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以美國中國學為代表的國際中國研究突飛猛進的時期,同時又是中國大陸學術界相對封閉的時期,待到改革開放以后,孫越生不禁對中外學術相對落差之大生出如此感慨:“如果說,海外中國學對于我們自己的中國研究來說已經是一個嚴重的挑戰的話,那么,它對于中國的海外研究來說,就更是一面使國人相形見絀的鏡子了。”(20)以此為背景而出現40年來中國大陸學界新一輪的學術譯介大潮,這股潮流此起彼伏至今仍未停歇,也暗示著中國學術的現代化進程仍在繼續。昔日“超乾嘉之盛,奪歐士之席”的志愿在今天則轉化為“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爭奪學術話語權”一類的表述。

   更深一層的意義上,學術現代化往往被知識界當做中國作為一個文明整體進入“現代性”的基石和入口。胡適提出“新文化建設”的原則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正彰顯了這層意念。(21)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主編劉東對于國外中國研究的鏡鑒意義也做了同理闡發:“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因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到其現代形態的入口”。(22)

   由此,以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西學熱”為背景的國外中國研究的譯介活動,應放在知識界對現代化轉型(包括學術現代化)的渴望與焦慮這一更大背景下去理解;而憂患意識和學習立場也因迄今仍在繼續的“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始終是一大批學者對國外中國學進行再研究的出發點。

   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后,知識界在關于什么是“現代性”、中國需要怎樣的“現代化”問題上發生從存在基本共識到形成多元立場的重大變化,(23)“后現代/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話語以及“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等思潮紛紛涌現并與20世紀80年代占據主導的“啟蒙的現代性”話語相抗衡。在此背景下,學術界對于如何看待本質上屬于“西學”(或“外國學”)的國外中國學有了新的理論工具和認知立場。后文將談到,近年來,中國本土學界對國外中國學的“歐洲中心主義”進行了多方位的批判,這些批判性研究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對西方啟蒙主義的“現代性話語”以及進步主義的“輝格史觀”的反思,同時也是對西方理論界后現代、后殖民思潮的響應。

   2.批判立場:歷史情境與學理根源

與民國學者以振興國學為目的主動參引歐美漢學成果不同,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學界對于西方中國學的態度和立場“一邊倒”地轉向批判。例如1961年出版的《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一書前言對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術”大加撻伐:“現代外國資產階級研究中國歷史的幾個學派都力圖使中國人民安于帝國主義的統治,忍受帝國主義的剝削,都在為帝國主義侵略進行辯解,并誹謗和污蔑中國人民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24)僅從學理上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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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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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國外社會科學》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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