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瑜:在中國研究:全球史、江南區域史與歷史人類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8 次 更新時間:2019-11-11 22:05:30

進入專題: 區域史   全球史   江南研究  

趙世瑜  

  

   摘要:歷史學者的工作其實就是發現和建立關聯,即按照某種歷史邏輯,對特定時空中的那些看似無關的歷史碎片建立關聯,然后對這些關聯做出判斷。從區域史研究到全球史研究,就是從建立一個空間內部的關聯到建立不同空間之間的關聯。把江南區域史研究與全球性問題聯系起來的,是對現代化問題的討論,所以從一開始,江南區域史的研究就是與更大空間的歷史過程聯系在一起的。新的江南區域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取向和路徑,在任何一個區域建立歷史關聯,都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區域性"的,我們應該在不同的區域歷史過程中發現尺度不一的歷史關聯,以充滿彈性的方式來對待"全球性"或者"區域性"。

  

   基金:香港卓越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階段性成果;

  

   關鍵詞:區域史; 全球史; 江南研究; 關聯; 社會—文化史; 歷史人類學;

  

   近年來, 關于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美國興起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 經過學界的介紹, 在中國史學界已廣為人知。①在不同研究領域中, 多有將“全球史”概念引入, 以促進本領域研究深化之舉。②無論是作為傳統國家、帝國, 還是民族國家, 在全球史看來, 中國只是一個區域而已, 所以, 區域史研究與全球史研究究竟應該具有怎樣的關系, 或者怎樣在區域研究中體現全球視野, 還是可以略做討論的。

  

區域史研究與全球史的興起

  

   根據大體上已有共識的看法, 所謂全球史, 即指全球關聯與全球性互動的歷史。《全球史讀本》的主編之一本特利認為, 全球史研究的主題包括跨文化貿易、物種傳播與交流、文化碰撞與交流、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移民與離散社群等。[1]人們很容易看出, 這些主題在人類學研究以及社會—文化史研究中極為常見。事實上, 全球史不過是在人類學觀念影響下, 社會史與文化史研究這兩個新史學的主力軍不斷壯大、發展的結果。

  

   劉文明已經指出, 麥克尼爾的世界視野從方法論上說主要得益于人類學的啟迪, 同時指出他的《歐洲歷史的塑造》一書, 實際上是為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準備的。[2麥克尼爾本人也明確提到, 他關于文化借鑒的重要性的認識, 以及后來他寫作《西方的興起》一書, 是受到美國的人類學家的影響, 比如他提到的威斯勒 (Clark Wissler) 、林頓 (Ralph Linton) 和雷德菲爾德 (Robert Red?eld) 。[3]這些人物及其思想當然是20世紀中葉人類學的代表, 全球史的興起實際上與20世紀中葉以后的世界變化有更直接的聯系。

  

   眾所周知, 全球史的興起或可以幾部重要著作的出版為標志, 如前述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 (1963年) 、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 (1970年) 、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 (1974年) , 等等。這個時期, 正是從“冷戰”的高峰 (古巴導彈危機) 到反思“冷戰” (越戰結束) 的時期, 這是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破滅, 以及反思現代性的最重要的時代背景。與此相配合的, 便是意識形態領域和知識界中的“去中心” (de-centralization) 。③“去中心”當然是后現代主義的重要特征, 我們原來秉持的單線進化論、中心—邊緣觀念被日益解構, 而現在主張的文化多樣性等等則是“去中心”的產物。所以, 也有學者將全球史的產生定時為20世紀90年代和世紀之交, 并不令人驚奇。[4]

  

   但是, 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必然伴隨對“宏大敘事”的批判, 全球史不會重蹈以往“通史”的覆轍嗎?在這一點上, 全球史必須小心翼翼。薩森邁爾注意到,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所謂‘文化轉向’雖與上述普世模式發生抵牾, 但卻同樣注重跨地區的運動”;主張“任何全球史研究必然要權衡普世與個別之間的關聯, 既要關注全球框架下區域內部的多樣性表現, 又要明察各種區域力量的全球維度”[5]。可以這樣說, 在對付以民族國家為敘事單元的某某中心主義時, 以強調社會—文化多樣性為切入點的社會—文化史——往往表現為區域史——作為前驅, 而以強調跨區域聯系的全球史則以前者后盾的面目出現。因此, 全球史的興起與展開無法與人類學、社會史、文化史等等脫離干系。

  

   如果稍微具體一點地討論全球史與人類學、社會史、文化史的淵源關系, 我們至少可以有以下幾條理由:

  

   首先, 誠如劉志偉所強調的, 社會—文化史研究從人的動機和行為入手, 而不是從國家意志入手[6], 這樣, 無論是帝國、王朝, 還是民族國家, 都必然從歷史研究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跌落下來。其次, 由于社會、文化的特性, 研究者更加強調關聯、互動、連續性, 而不像傳統政治史研究那樣強調革命和斷裂, 這種關聯和互動不僅指社會、文化的網絡, 也包括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聯系。第三, 社會—文化史研究經常表現為區域研究, 從一開始, 區域研究就不是目的, 而是過程。正是由于區域的多維度特點, 導致區域研究本質上必然是一種關于關聯和互動的研究。第四, 既然社會—文化史研究從人出發, 就必然關注所有個體和群體的人, 關注與他們的生存密切相關的一切事物, 這就導致研究的對象變得包羅萬象, 從而使關注關聯和互動變得不可或缺。

  

   就此而言, 彭慕蘭曾提醒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從事者們, 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先驅除了世界體系論以外, 還有布羅代爾以及年鑒學派的“整體史”, 而這主要是關于日常生活的社會史;另一條路徑就是區域研究, “這些區域研究強調概念化和跨學科, 而這與社會史極其契合”[7]。對這一點, 中國大陸研究全球史的學者很少提及。由于在中國大陸, 研究社會—文化史的學者主要在中國史領域, 而倡導全球史的主要是世界史學者, 而研究世界史的中國學者又較少研究社會—文化史。④因此, 或許有點“危言聳聽”地說, 如果沒有從事過或至少比較了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話, 我們的全球史研究就會先天不足, 甚至可能半途而廢。

  

建立關聯:關于江南區域史的反思

  

   回顧全球史的前世今生, 我們發現, 如果將其主要特征概括為突破民族國家的分析框架、整體史的觀照、反歐洲中心和跨學科方法的話, 它與布羅代爾為代表的年鑒派范式、人文地理學或文化地理學的研究主題, 以及文化—社會人類學的視角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們知道, 從布洛赫到拉迪里, 大都是做區域研究的, 布羅代爾的《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雖也是區域研究, 但是也已突破了民族國家的敘事框架, 到1979年, 在其《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中, 他便寫道:“我立足于長時段, 根據過去和現在的辯證關系, 從時間上進行比較。這種方法從未使我失望。我還從地域上進行盡可能廣泛的比較, 因為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我把自己的研究擴展到全世界, 使之‘世界化’。”[8]而在20世紀的傳統文化地理學研究中, 文化源地、文化擴散、文化區, 空間、地方與文化, 以及文化景觀, 就是最為核心的主題。至于人類學的研究, 用最為概括性的話來表述, 就是它“力圖解釋世界上各種社會和文化的不同, 但將各種各樣的社會系統和人類關系之間的相似之處形成概念并加以理解”[9], 要達到這個目的, 微觀的個案研究以及比較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具體來說, 人類學是研究異文化的, 或者是意欲通過理解異文化來理解本文化的, 因此, 跨文化的視角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是貫穿始終的, 同樣因此, 整體的視角 (holistic perspective) 也是貫穿始終的。在這些領域, 20世紀上半葉就已有大量經典性的成果, 那么, 分享上述觀念的全球史的意義在哪里呢?

  

   全球史的意義在于建立關聯。

  

   幾乎從一開始, 江南區域史的研究就是與更大空間的歷史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王家范在一篇序言中“寄語‘江南史’后生”說:“在更大的中國歷史網絡中, ‘江南史’只是其中的一個網絡區域, 它外與其他區域 (甚至世界) 有經緯線相連, 而內部又是由東西南北許多小網格聯體組合。”因此倡導一種“立體的、多線交叉的、互相關聯的‘整體性’思維”[10]。這當然是有感而發, 而本次會議的主題, 顯然就是對王家范呼吁的響應。

  

   把江南區域史研究與全球性問題聯系起來的, 是對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就中國來說, 這可以上溯到20世紀中期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 由此延伸到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在國外, 森正夫、濱島敦俊、岸本美緒的江南史研究——無論是早期的具有“革命史”背景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民變研究和鄉紳研究, 還是最近的關于16~17世紀的秩序問題的研究, 都把江南視為時代變化的地區縮影;眾所周知, 彭慕蘭的《大分流》也以江南或東南沿海地區作為比較研究的中國一方代表。近20年來中國學者對江南市鎮、士紳、商團等城市組織的研究, 也基本上是沿著現代化研究的脈絡。

  

   謝湜的新著《高鄉與低鄉》試圖超越這一延續了40年的問題意識。當然, 他的研究起點還是對“唐宋變革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反思。他在處理11~16世紀600年左右的歷史時, 找出了11世紀、13世紀后期~14世紀和16世紀這三個“重要時段”, 分別描述了太湖流域以東地區區域結構的這三次整體轉變。⑤但是, 他并沒有回應最初反思的問題起點, 并對這些轉變過程進行新的理論概括。甚至, 其中第一個和第三個時段與傳統的“唐宋變革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是基本一致的。在這些重要的轉變過程中, 外部因素如海外貿易的影響似乎是無足輕重的, “倭寇”問題也只是一筆帶過, 這似乎暗示, 自11世紀至16世紀, 這里的結構性變動基本上可以在一個區域內的、原有的歷史走向中加以把握。但由此他對“唐宋變革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潛在回應就只是針對其中的“斷裂—延續陷阱”, 只是更強調論斷的彈性和整體性, 而放棄了討論上述問題的歷史分期內核。他所做的是告訴你這里是怎樣的和為何如此, 似乎要將概括這些變動的工作留待日后。

  

當然, 簡單地套用某種社會理論是不可取的, 對區域歷史過程的具體而整體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而且, 做出某種宏觀判斷往往是困難的, 也是危險的。但是, 區域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說, 歷史人類學的區域研究究竟應有怎樣的理想?大約70年前, 費孝通先生曾寫道:“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述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第二步工作是比較研究, 在比較不同社區的社會結構時, 常發現了每個社會結構有它配合的原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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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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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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