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愛民:“整合”與“引導”:國家認同的秩序邏輯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0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07:25:06

進入專題: 國家認同   政治合法性  

暨愛民  

   內容提要:國家認同與政治合法性呈一種互證互進關系,國民因為國家政治系統合理合法而認同國家實體,國家也以國民之認同和支持來證明并增進其合法性。在多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國家認同促進國內政治、社會的一體整合,消解分歧與沖突,引導對民族、地域、宗教等次層級認同的正確方向,調和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關系,體現出國家認同作為國民政治屋頂建構和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的重要力量與秩序邏輯。

   關 鍵 詞:國家認同  政治合法性  “整合”與“引導”  秩序邏輯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legitimacy  "integration" and "guidance"  order logic

  

   在現代政治理論框架中,對多民族國家的認同,反映的是國內不同民族的國民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密切關系。也就是,來自國內不同民族成員的國家認同構成國家的合法性基礎,為其提供合理性、正當性論證,鋪墊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的心理和精神前提。以此而言,國家認同體現了現代國家的生命與意義,成為國家實體與國民身份兩者互存的條件,彰顯出民族國家建設中的秩序邏輯。本文主要基于國家認同與政治合法性之關系,結合多民族國家建設的歷史經驗,討論國家認同在國家建設中的整合機制與引導功能,揭示國家認同所蘊含的秩序目標及其理論與實踐價值。

  

   一、政治合法性與國家認同之關系

  

   依建構國家認同的生物性、文化性和制度性三要素及它們在國家認同建構中的位置與功能機制來看,[1]討論國家認同在多民族國家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應該從國家政治的合法性與國家認同的密切關聯開始。

   對國家而言,所謂政治合法性,就是指國家政治統治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往往通過民眾對國家政治系統的贊同與支持而獲得并表現出來。在觀念史上,“合法性”的實際內涵或許更為具體。早在古希臘時期,政治合法性就已被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古典政治學家視為劃分政體的標準。到古羅馬及中世紀時,合法性成為國家政治統治有效的基礎和解釋工具,任何國家的統治者,都必須努力使廣大民眾形成一致的對國家的情感、服從和效忠。至近代,霍布斯、洛克、盧梭等則在抨擊傳統政治統治合法性及其依據的同時,思考社會契約的理論和近代政治共同體的合法性基礎等問題。沿幾乎相同的理路,馬克斯·韋伯認為,任何國家的統治,“都企圖喚起并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P239)這里要說明的是,在韋伯關于政治合法性的認識中,其實并沒有所謂正義、真理等內涵,他所強調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素質、性格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即前者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以及后者基于政治合理正當而產生的對前者的信任和忠誠。據此,韋伯認為“凡是被大眾所相信的、贊同的,能保持大眾對他的忠誠和支持的統治,就是合法的統治。而歷史上任何成功的、穩定的政治統治,無論它以何種形式出現,都是合法的”。[3]顯然,韋伯將國家政治的合法性與國民的國家認同幾乎等同起來。

   馬克斯·韋伯的結論是建立在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建構的經驗基礎上的,且由其政治合法性理論可以推導,民眾認同國家的政治法律,即意味國家政治體系的合法性獲得。因為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之下,民眾對國家法律法規的遵守,往往都是建立在自愿、自覺的基礎上的,而非“若不遵守就會受到懲處”的結果。[4](P35)當然,欲獲得民眾的認可和支持,一個政權可以有很多的規劃和途徑選擇,如合理的政治制度,具有魅力的政治領袖,讓人容易接受的意識形態,使民眾受益的具體政策,具有積極意義的政治與社會經濟改革,等等。從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建設的歷史經驗來看,在這些建構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和要素中,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統治體系顯然分量最重,對形塑民眾國家認同之作用也更大。

   歷史地看來,從古代王朝國家到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其政治合法性的建設。這主要還是基于國家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目標,即欲使國家、社會運轉順暢,國家認同的作用就不能忽視。如戴維·伊斯頓在國家認同、政治合法性與國家內部的安全、團結和穩定要求三者的關聯中,看到了隱于其中的心理動力學機制——國家認同力量的發揮。他認為,“共同體內的相互政治認同感情”能夠團結成員,“容忍內部的激烈爭端”,從而避免“對共同體的完整造成危害,在取得互相認同的感情時,成員似乎也制定或吸收了有益于他們長期維持一個團結團體的行為規范和約束措施”。[5](P391-392)這種認同協調、解決共同體內部的沖突與分歧,將共同體內部不同的個體團結成一個緊密的團體,彼此容忍,共同遵守一致的行為規范,維護共同體的完整性。

   戴維·伊斯頓的發現與解釋,有助于我們建立對國家認同與國家政治合法性邏輯關系的清晰理解。它或可表述為國家認同的形成就是民族國家的合法性逐步確立的過程。國家在其建設過程中,逐步滿足民眾對正義、安全、穩定、秩序等公共產品的要求,民眾亦根據其要求的滿足情況來確定他們對國家政治系統的贊同、服從和效忠,也就是從國家的政治合法性表現出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程度。

   在國家政治合法性的內在向度上,國家認同與國家政治合法性之間呈一種互證互進關系,任何國家的國民是因為國家政治系統合理合法才認同該國家組織實體的,國家也正是憑藉國民的這種認同和支持來證明并增進自身的合法性,開展國家、社會治理,從而使國家、社會處于安全、穩定的秩序之中。由是不難理解,立于國家認同背后的其實就是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國家認同建構的本質也就是國家政治合法性建構。

  

   二、從國家認同到政治、社會的整合

  

   實際上,東西方歷史上不同形態國家的具體演進,已經展示出了國家認同對作為國民政治屋頂建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力量與秩序邏輯。無論是古代王朝國家還是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其政治系統都必須獲得國民的信任和支持,這樣國家才會合理正當。否則,這個國家實體、政治體系的運行都會成為問題。一旦國家認同出現危機,國家政治的基礎發生動搖甚至喪失,以政權為核心的國家政治系統則難以有效運轉,國家統治與秩序將面臨嚴峻挑戰。

   在國家認同體系的內在結構中,政治認同是核心,體現國家認同的本質,依其作用機制與邏輯進路,可以清理出國家認同之于整個國家政治、社會秩序系統的突出貢獻。也就是,通過一體性的國家認同,促進社會心理的一致化,即如前文引戴維·伊斯頓所言之“取得相互認同的感情”,以此“容忍內部的激烈爭端”,將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納入同一框架之內,自覺調和內部政治與社會的差異和分歧,達成能共同遵守的規范,從而實現多民族國家的政治與社會整合,深化人民對國家政治系統的信任和支持,增強國家凝聚力和國內各民族的向心力。

   看起來,這貌似一個復雜的邏輯鏈。簡單地說,國家認同就是在國家合理性基礎上建構出廣大民眾對所屬國家的身份感、價值肯定及其選擇取向。然而,認同不僅僅是一個內在的心理活動過程,它還有經由一致的心理確認后傳導而來的外在行為,認同的力量也最終通過這種形于外的具體實踐來傳遞和表達,將充滿差異的社會“攏聚”一起,訴求共同的國家目標。也正因此,國家認同應該還有國內各族民眾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關于國家的信任、服從、支持和效忠等具體的行為實踐。如前文關于政治合法性與國家認同關系之討論,人們之所以認同并效忠于國家,核心前提是這個國家政治的正當合法。也就是國家這個政治實體最大限度地保障、維護國民的安全、應有的權利和更好的生活。這樣,民眾才會形成認同國家的心理、情感態度,并付諸相應的積極行為,以此賦予國家統治施政的國民基礎。也就是,在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系統之下,人們同意、接受并樂于執行國家的各項政策、法規,自覺整合國民內部關于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方面的種種差異與分歧,凝聚民心、民力,維護國家的政治統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各種秩序。

   觀諸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家認同經驗,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當時年輕的人民共和國處于種種不利環境之中,于外,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并不認同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國家政治、社會的一體化任務也未完成。但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新中國,很快就獲得了全國各族人民的一致認同,實現了國家社會的高度整合,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最終為國際社會全面認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呼應了中國社會的心理需求,鞏固、深化了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感,增強了國家的合法性,各族人民積極參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后,在少數民族地區,國家根據其政治、歷史與文化的具體實際制定相應的民族政策,堅持民族團結,加速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全面貫徹、落實并不斷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少數民族的各項權利,凝聚少數民族對國家的歸屬情感,在不斷增強的一體的國家認同之下,協調少數民族內部、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推進民族地區的政治與社會整合,抵御狹隘的地域認同、族群認同和極端宗教認同與西方敵對勢力對國家認同的削弱,以及“分裂”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企圖,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維護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穩定。

   正是基于國家認同作為“社會行動的直接或潛在的驅動力”,[6]于國家政治、社會的整合,國家政策法規、措施的貫徹執行,各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統一與安全作用重大,國家認同建構也就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從理論角度言,國家認同的確立,使國家政權組織在施政過程中,能有來自作為國家基礎的各族民眾的信任和支持。由于這種表征國家政治合法性的信任和支持,是民眾之于國家政治、經濟與文化等自覺的結果,具體表現為各族民眾自愿且積極的行為,所以,國家認同也就成為各族民眾在實踐中直接或潛在的驅動力量——在民族國家建設中,各族人民作為國家各項事業建設的主體,形成了包括對國家政治制度、政策措施和各項法律規范等的一體認識和觀念,調和各族人民在民族國家建設中的分歧,凝聚共識,積極投身于民族國家的建設。國家則在政治法律制度與社會經濟政策的運行中,由于有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可以減少對暴力方式或強硬手段的依賴,更多地借助人民的政治、歷史、文化、民族、信仰等多元的認同要素,選取更為柔和或順暢的方式來實現對共同體的社會整合,使社會不同要素通過某些機制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進而促進政治、社會一體化,以解決民族國家建設中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和阻礙。

   美國社會政治學者阿爾蒙德曾指出:“如果大多數公民都確信權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較容易地和有效地實施”。[4](P36)在這里,阿爾蒙德雖然只是強調國家政治合法性、國家公民的政治認同以及國家政治法律制度運行的有效性之間的聯系,并未直陳國家認同確立與國家社會政治穩定進而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之間的邏輯關聯,但是,阿爾蒙德之言卻隱含了從多民族國家中各族民眾一體的國家認同,到整合政治與社會分歧、確立共同目標,再到政治、社會穩定的邏輯關系。同時,國內也有學者基于國家認同這種社會整合的功能,直接將國家認同喻為國家政治權力的“蓄水池”,[7]以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治、社會穩定。或言國家認同是“國家將各民族及其成員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心理紐帶,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是國家認同的“本質要求和內在需要”。[8]因此,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必須有國民之國家的認同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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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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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教學與研究》, 2018,V52(9): 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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