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樹軍:作為制度的國家:亨廷頓政治視野的整體性考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95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07:27:26

進入專題: 政治制度     有效性     正當性     政治秩序     亨廷頓  

歐樹軍  

   內容提要:現代政治學是世界時勢巨變的產物,如果說“國家中心論”是英美霸權更迭之際的理論反映,那么,亨廷頓的“作為制度的國家理論”也可以說是英美霸權更迭之后、美國先是對西方世界后是對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的理論反映。對他來說,國家就是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條件下不變的政治要素,國家的有效性和正當性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治亂興衰的關鍵所在,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二元對立而是彼此之間緊密關聯、相互影響,因此,重要的不是國家是否“現代”,而是國家的實然構成。

   關 鍵 詞:政治制度  有效性  正當性  政治秩序  亨廷頓

  

   大約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在塞繆爾·亨廷頓的學術墓志銘上這樣寫道:“亨廷頓堪稱美國世紀的最偉大政治學者。”①亨廷頓浸淫美國政治六十余年,見證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洗禮中崛起又在冷戰終結后漸顯衰頹的全過程,其論著覆蓋政治學的所有關鍵領域,還培養了整整一代在政治學各個分支領域各有建樹的政治學者,比如華盛頓大學的喬爾·米格達爾(Joel S.Migdal)、哈佛大學的斯蒂芬·羅森(Stephen Rosen)、斯坦福大學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斯科特·薩根(Scott Sagan)、普林斯頓大學的阿倫·弗雷德伯格(Aaron Freidberg)、美國《外交事務》主編吉迪恩·羅斯(Gideon Rose)等。②這個蓋棺定論,對他來說或許并非過譽。

   但是,亨廷頓在身后備享哀榮,生前卻又充滿爭議。他既是政治上的新政自由主義者,又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學術作品大都散發著濃郁的保守主義氣息;他既堅持思想學術上的保守主義,又主張保守主義并沒有自己的烏托邦,保守主義在冷戰情境中必須保守自由主義。③亨廷頓思想中的這些沖突對立是否不可調和?亨廷頓不同時期的政治理論有沒有一條縱貫線?亨廷頓的學術影響力究竟來自其多變還是其不變?亨廷頓一生致力于關注政治世界的重大問題,作為政治學理論中樞的“現代”國家問題不僅當然在其視野之內,甚至可以視為其政治理論圖景的門戶所在。進而,由于亨廷頓的學術生涯貫穿了美國的興衰全程,厘清亨廷頓如何在現代政治世界中安放國家,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其思想的變化與不變,也有助于更真切地探索大國的治亂興衰之源。

  

   一、國家的出場

  

   “現代”國家問題貫穿了亨廷頓的主要學術論著,使其政治理論具有了一致性和整體性。亨廷頓學術生涯的第一個十年(1946-1956)主要處理了政黨政治④、官僚政治⑤和軍政關系⑥三個主題,1957年的《軍人與國家:美國軍政關系的理論與政治》(下文簡稱《軍人與國家》)是這個階段的集大成之作,也使之成為美國軍政關系研究的主要開創者。1968年的《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是其學術生涯第二個十年的代表作,他主張區分政治體系的差異與政體的差異、“政府的形”與“政府的度”、“在統治”和“不在統治”,進而區分國家的有效性與正當性,最終區分國家與“現代”國家。在亨廷頓的政治思想圖景中,政黨制度、官僚制度、軍政制度都是國家的頂梁柱。

   五十年前,在寫作《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之際,亨廷頓正是沿著這條清晰的國家問題意識展開的。他批評并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政治學也即現代政治學流行的、簡單化的直線性現代化理論,他主張政治現代化并非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必然產物,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國家或曰變化社會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實現政治穩定,因此,政治學者應該像經濟學者分析經濟發展和國民財富的聚散那樣,討論政治發展和政治權力的集中、擴大與分散,探索通過政治制度的發展走向政治秩序的方式方法,而不論人們對于政治秩序的正當性和可取性有什么樣的分歧。⑦正是在某種“權力的物理學”的基礎上,“作為制度的國家”出場了。

   《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的首章首節首段首句堪稱亨廷頓國家觀的凝練表達,即“國與國之間最重要的差異不在于政府的形(form of government)而在于政府的度(degree of government)”。⑧亨廷頓在這里把“政府”用作雙關語,在“政府的形”中作名詞用,指靜態的、形式化的權力結構;在“政府的度”中作動詞用,指動態的統治水平、例行化的制度過程。三聯書店的中譯本將這句話中的“政府的度”譯為“政府的有效程度”,從而把亨廷頓定位為流行的社會意見所認為的“國家主義者”。或許也正因此,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歸國家范式”的主要開拓者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認為,亨廷頓、莫里斯·賈諾威茨(Morris Janowitz)、詹姆斯·威爾遜(James Quinn Wilson)等人突破了多元主義、結構功能主義所堅持的“社會中心論”,延續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期間反映英美霸權更迭的“國家中心論”,后者的代表作包括哈羅德·拉斯韋爾的《衛戍國家》和卡爾·波蘭尼《大轉型》。⑨而喬爾·米格達爾(Joel S.Migdal)更是把亨廷頓和卡爾·波蘭尼并稱為“回歸國家范式”的真正開創者。⑩但是,問題在于,“有效程度”這個譯法本身其實縮減了亨廷頓的國家思考。

   亨廷頓區分了兩對重要的學術概念,一對是“政府的形”與“政府的度”,一對是“政體的差異”與“政治體系的差異”。亨廷頓強調的是后者,即不同國家間的“政府的度”和“政治體系”的差異,而非“政府的形”和“政體”的差異。亨廷頓認為,不同國家在下述政治品質上的差異大于其“政府的形”的差異:共識、共同體、正當性、組織、效率、穩定,這就是說,“政府的度”意味著一個國家是否具備這些積極的、正面的政治品質,這些政治品質決定了“政府的度”也即統治水平。這六大政治品質分別指向“正當性”與“有效性”,由共識、共同體、認同所構成的“正當性”,不同于由組織、效率和穩定所構成的“有效性”。盡管冷戰時代的美國、英國、蘇聯的政府形式不同,但它們的政治體系都具有這些政治品質,從而都是強大而非無能的,它們的政府都“在統治”。

   接下來,亨廷頓進一步解釋了所謂“在統治”意味著什么。首先,每個國家都是這樣的政治共同體,其人民對政治體系的正當性有壓倒性的共識,這個論斷包含了三個重要的政治品質:“共識性”“共同性”與“正當性”。隨后,亨廷頓再度強調了共識的重要性,即每個國家的公民對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政治共同體賴以建立的諸傳統和原則,秉持基本相同的判斷、想象、視野或愿景。這三個國家之所以擁有正當性,又是因為它們都擁有強大的、有適應性的、有凝聚力的、自主的和復雜的“政治制度”。這是“政治制度”這個詞在全書中第一次出現,而且是復數形式的,對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制度包括:有效的官僚機構、組織完善的政黨、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廣泛參與、文官對軍隊的有效控制體系、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廣泛活動,以及規制政治繼承和控制政治沖突的、合理有效的程序。此外,這三個政府還都能謀求、要求、擁有、贏得公民的忠誠,進而有效地征稅、征兵、征役以及創制并執行政策。如果政治局、內閣、總統做出了決策,通過政府機構付諸實施的可能性都很大。在這里,亨廷頓將指向正當性的謀求公民忠誠的能力,視為指向有效性的政治能力的前提。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為止,亨廷頓所討論的都是國家而非“現代”國家,在亨廷頓看來,在這九種重要的國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中,只有政黨才是現代政治的產物,只有政黨制度才是“現代的”,官僚制、代表大會和議會、選舉制度、憲法法律和法院以及內閣和行政委員會都不是現代政治體系所特有的。更重要的是,政黨不是現代政治的輔助組織,而是現代政治正當性和權威的根源所在,是國家主權、人民意志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體現。政黨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組織,組織政治權力的過程就是創造政治權力、走向政治穩定和政治自由的過程。進而,“在進行現代化的世界里,誰組織政治,誰就控制了未來,在現代化世界中,誰組織政治,誰就控制了當下”。(11)因此,正是政黨讓國家像個國家,也是政黨讓國家變得“現代”了。亨廷頓認為,美國、英國、蘇聯都擁有現代的政黨制度,都堪稱現代國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國家往往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缺乏很多東西,但它們更缺乏的是享有共識性認同的政治共同體以及從中獲得正當性的有權威的強大政府,左右這些國家的政治局勢的,是“政治衰敗”而非“政治發展”。(12)總之,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沒有統治能力,根本不在統治,它算不上是“現代”國家。

  

   二、“現代”國家的非現代性與“政治變化理論”

  

   亨廷頓致力于分析重大問題并提出不流俗的可能方案,這讓“現代”國家問題在其思想譜系中的出場與眾不同。在1971年的《求變之變》長文中(13),亨廷頓闡明了自己這種反主流問題意識的論辯對手,他把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政治理論分為三個階段,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理論重心:第一個階段的重心是現代化理論,第二個是政治發展理論,第三個是他針鋒相對所提出的“政治變化理論”,集中體現在《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

   現代化理論與政治發展理論存在內在的關聯,現代化理論用傳統-現代的社會二分法來解釋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的差異,認為西方化是現代化的唯一方向,政治發展理論也接受了這個方向并把自己建立在現代化理論的基礎之上。對此,亨廷頓表達了不同意見。在他看來,“政治現代化”的絕大多數定義都是圍繞現代政體與傳統政體的差異建立起來的,“政治現代化”被視為包含權威的理性化、職能的分化和參政的擴大三大方面的政體轉變。但是,權威理性化、職能分化和參政擴大化并不等于現代化。政治現代化雖然涉及傳統政治體系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帶來的往往是崩潰,而不一定走向政治秩序。(14)亨廷頓認為,只有典型的“韋伯主義者”,才會把政治體系的最終目標的特性等同于政治體系的變化過程和功能的特性。他認為,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最大區別在于,人民在大規模政治組織中的參政和受政治影響的程度都擴大了。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與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在目標、模式和道路上都非常不同,前者在現代化的起始階段,就面臨中央集權、國家整合、社會動員、經濟發展、政治參與和社會福利等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它們希望學習西方國家的現代經驗,但在思想和實踐層面都遭遇巨大挫折。它們所面臨的全局性挑戰在于,經濟發展加劇了不平等,社會動員又降低了經濟不平等的正當性,二者疊加導致了政治失序。(15)所以,亨廷頓強調不能把現代化等同于現代性,不能把過程等同于結果,沒有哪個國家真正排斥現代性,但現代化往往增加傳統群體與現代群體彼此之間和各自內部的沖突,現代性產生穩定性,而現代化卻產生不穩定性,向現代性變化的速度越快,政治的不穩定性也就越大。因此,每個希望追求現代性的國家都需要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需要在不同的發展目標、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之間做出權衡抉擇(16),調節、控制現代化的速度,以提高人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平等程度為要務,而不是丟棄自主性去盲目追求西方化的現代化。

正是在意識到現代化理論和政治發展理論無法涵蓋不同發展水平的社會的政治變化、無法處理更復雜的變量及其彼此之間的廣泛關系之后,亨廷頓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變化理論”,將焦點放在各種政治因素及其相關性上,充分靈活、高度包容地囊括政治體系在國內外環境下的變化根源和模式。(17)在現代化和政治發展理論中,重要的不是國家而是現代,而要成為現代國家,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經濟和社會因素;重要的不是過程,而是西方化的現代化這個方向;重要的不是在不同發展目標之間進行選擇、排序、權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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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ufnaisc.cn),欄目:天益學術 > 政治學 > 政治學理論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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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學術月刊, 2018, 50(9): 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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