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建才 楊盛蘭: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對中國隱蔽宣傳戰探析

——以臺北“國史館”藏檔案為中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2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07:38:23

進入專題: 中情局     西方公司     隱蔽宣傳     自由亞洲電臺  

白建才   楊盛蘭  

   內容提要:20世紀50年代初,隨著中國與蘇聯結盟和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為了破壞中蘇同盟,削弱蘇聯和中國的力量和影響,緩解朝戰壓力,乃至顛覆中國政權,中情局臺北站以“西方公司”身份開展活動,對中國大陸實施大規模隱蔽宣傳戰,制作、投送大量反華傳單。這場宣傳戰由于其內容的虛假性和中國政府的強力應對遭到徹底失敗,同時,進一步惡化了中美關系,加劇了中美對抗和東西方冷戰;加強了美臺合作,強化了美臺關系;促使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強了社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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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蔽宣傳戰(Covert Propaganda Warfare),或曰隱蔽宣傳活動(Covert Propaganda Operations),是美國心理戰和隱蔽行動戰略中的一個重要子戰略,也是冷戰期間美國運用最多的戰略之一,被美國隱蔽行動問題專家格雷戈里·特里沃頓稱為“隱蔽行動的面包和黃油”,據估計其活動約占戰后美國對外隱蔽行動的一半左右。①20世紀50年代初,隨著中國與蘇聯的結盟和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為了破壞中蘇同盟,削弱蘇聯和中國的力量和影響,緩解朝戰壓力,乃至顛覆新中國政權,對中國實施了大量隱蔽行動,包括隱蔽的宣傳戰。目前,由于資料等條件的限制,國內學術界對這方面的研究還很薄弱。②2016年筆者在臺北訪學期間,在“國史館”查閱到一批中情局臺北站以“西方公司”身份開展活動,對中國大陸實施大規模隱蔽宣傳戰,制作、投送大量反華傳單的材料。本文將主要依據這批檔案資料,探討這一時期美國對中國的隱蔽宣傳戰,以管窺其時的中美關系和美國的宣傳戰略、冷戰戰略,并為準確把握當前美國的對外戰略提供借鑒。

   冷戰期間美國對外隱蔽的宣傳戰,也即所謂“黑色宣傳”和“灰色宣傳”,是指通過資助、支持、收買某些廣播電臺、電視臺、報刊、編輯、記者、學者等,讓他們撰寫、編造、廣播、發表美國所希望傳遞的信息;或通過隱蔽地散發傳單、書刊,張貼墻報海報等形式,進行鼓動性宣傳,以達到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增強西方社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扶植美國所中意的勢力,詆毀對方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統治集團,煽動對方內亂并傳遞其信息,削弱對方的力量和影響,動搖乃至瓦解對方的統治等目的。由于冷戰的意識形態爭奪性質及宣傳戰的“性價比”高,隱蔽的宣傳戰是美國隱蔽行動戰略中使用最多的一個子戰略。③

   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對中國隱蔽宣傳戰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以臺灣為基地,與國民黨軍情部門密切合作,對中國大陸制作投送了大量反華傳單。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對國民黨政府已非常失望,美國政府雖然在當年12月制定的對亞洲政策文件中確定要“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避免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④但事實上已決定拋棄國民黨政府,扶植“第三勢力”,并表示無意干涉中國內爭,“不打算對在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和咨詢意見,也不打算使用武裝部隊干預那里的局勢”。⑤對于新中國政府,則試圖“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共與蘇聯之間、中國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慎地避免給人以干涉的印象。在適當的場合,應使用各種隱蔽和公開的手段”,⑥以實現拉攏中國,阻止中蘇結盟,削弱乃至消滅蘇聯在亞洲的力量和影響之戰略目標。這就表明美國政府已將隱蔽行動作為將在中國實施的與公開斗爭手段相配合的重要戰略武器。其時由于中蘇尚未結盟,美國對拉攏中國存有幻想,在中國實施的隱蔽行動主要是針對蘇聯。

   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美國阻止中蘇結盟的希望落空,不久又爆發了朝鮮戰爭,三個多月后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給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以沉重打擊。據此,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變化,不僅派第七艦隊封鎖了臺灣海峽,阻止中國的統一大業,在1951年5月通過的對亞洲政策新文件《美國在亞洲的目標、政策與行動方針》(NSCA8/5)中,規定美國的當前目標之一是“使中國不要成為蘇聯的主要盟國”,具體行動方針包括:繼續努力通過聯合國部隊在朝鮮的作戰,使中國軍隊遭受重創,以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力量與威望;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加強培養非共產黨領導人,并盡量影響在華的反對目前北平政權的領導人和人民,使北平政權能改變方向或被取而代之;扶持和幫助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反共力量,以便發展和擴大中國對北平政權統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國南部;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使北平政權與莫斯科政權產生分歧,并在北平政權內部制造分裂;繼續執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繼續反對共產黨中國在聯合國獲得席位,更加努力地說服其他國家采取類似政策等。⑦這就是說,美國要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隱蔽行動,培植其代理人反對新中國,擴大中蘇分歧,分裂中共政權,“取而代之”。與此同時,美國政府視臺灣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重新開始扶植國民黨政府,派去軍事顧問團,提供大量軍事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在臺北設立了工作站,與臺灣軍情部門密切合作,對中國大陸展開了隱蔽行動。

   為了掩人耳目,中央情報局在臺北工作站名為“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 Enterprise Incorporation),簡稱“西方公司”(WEI)。表面上這是一家經營船務的公司,但“一開始,臺北工商界人士就發現這家船務公司的組織詭異,看起來沒有太多的生意可做,公司的外籍雇員卻經常維持在150人上下,遠超過該公司的業務所需”。⑧從臺北“國史館”所藏檔案看,1951年2月13日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顧維鈞致電蔣介石,稱“業遵鈞示及外交部電”,給西方公司羅伯特·基奇特納等4人“轉飭簽證”,表示“以后該公司續派人員,仍當照辦”。⑨中情局特工開始以“西方公司”雇員身份入臺活動。

   “西方公司”在臺灣的主要活動,除收集情報、培訓反共武裝外,便是對中國大陸實施隱蔽的宣傳戰。其主要形式,就是制作大量反華傳單并投送到中國大陸。“西方公司”針對中國大陸制作投送的反華傳單,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內容。首先,竭力抹黑新中國的形勢,惡毒攻擊中國政府及領導人,挑撥破壞民族關系和社會主義建設。如一份名為《周匪去莫斯科的故事》的傳單,畫有一幅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李立山等五人正在開會的漫畫,他們或愁眉苦臉,或焦頭爛額,或埋頭沉睡。所配他們的對話,皆對形勢悲觀失望,說什么“國內現在搞得亂七八糟,我們的處境可以說是到了孤立沒有朋友的地步了”;“現在中國遍地天災人禍,沿海一帶人民,卻在歡迎由海上來的游擊隊”;“臺灣的反攻恐怖日漸迫近,我現在已經感覺到風暴的來臨”。該傳單由中情局所屬民航公司8架飛機向中國大陸空投了2500000份。⑩一份于1953年9月空投給“淮河流域的同胞們”的傳單,正反兩面,包括一段文字、5首詩、兩幅漫畫。文字部分胡說什么“三年來共匪強迫你們治淮做勞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詩中又污蔑說“悲慘事兒數治淮,男女老幼都拉差,征工自己帶糧食,征料忍痛砍木材,毀田掘地還拆屋,祖宗墳上把河開,朝朝暮暮無休息,倒斃路上無人埋”。一幅漫畫中,一戶人家茅屋破爛,樹枝干枯,田地荒蕪,父親餓斃倒地,母子相擁而泣,人皆骨瘦如柴,還有一人吊死樹上,情景極其凄慘,以致月牙垂淚。另一幅漫畫是,在區政府繳糧處門口,一個農夫赤腳無頭,跪在地上,兩手高舉自己血淋淋的頭交給政府,標題為《這是最后一顆糧》。傳單上還特別提示“請傳閱”“請張貼”。(11)當時中國人民正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大力根治淮河千年水患,對于如此利國利民的偉大工程,中情局卻費盡心機惡毒攻擊,只能暴露其病態的反華反共立場。

   1953年5月10日,“西方公司”同時給大陸藏區空投了《國民政府游擊委員會給回藏民的信》《蔣總統告川甘青藏區同胞書》《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給藏區佛教同胞的信》等3款傳單,正反兩面分別為漢語和藏文,污蔑中國政府的藏區政策是要“榨取財產”“強占寺院”,“破壞你們部落的組織,劫走你們的土司、士官,送到蘭州或成都監禁或殺害”,“將來對待你們最后的殘酷手段,就是要對你們普遍的進行清算斗爭屠殺,或者把你們送到韓國去當炮灰,或送到俄國當奴工,弄得你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同時美化臺灣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號召藏民起來抵抗,支持協助“游擊隊”的斗爭,“等待政府反攻收復大陸”。(12)

   其次,呼吁、號召大陸民眾支持或參加國民黨“游擊隊”,或開展各種形式反抗新中國政府的斗爭。1949年底蔣介石敗退臺灣后在大陸尚有幾十萬殘余部隊,(13)之后蔣將其改編為“反共救國軍”或“反共救國游擊隊”,作為將來反攻大陸的重要力量,要求其不斷進行襲擊破壞活動。為使這些襲擊破壞活動成功進行,中情局“西方公司”在對中國大陸制作投送的傳單中,不少是要求大陸民眾支持或參加這些“游擊隊”,或采取其他形式的反抗。如1952年4月首次投送的一款傳單題目即為《同胞們!如愿中國重獲自由,就要幫助游擊隊!》。(14)1953年5月13日首次投送的一款傳單,正面為《蔣總統召見游擊英雄們》的照片,背面為《游擊英雄致大陸同胞書》,號召大陸同胞“參加游擊隊”,聲言如此“才能活下去,打游擊最光榮”。(15)“西方公司”還制作投送了名為《三毛反抗記》的系列傳單,傳授破壞反抗的方法。其中一款標明于1953年12月首次投送的傳單,畫著一幅三毛正偷偷給一輛汽車油箱里放東西的漫畫,所配文字寫道:“打擊共匪的方法:將糖放入共匪汽車的油箱里,使汽車中途拋錨。”(16)另一款傳單為三毛正偷偷將一個插著鐵釘的火柴盒放在一輛汽車車輪下,所配文字為:“打擊共匪的方法:將洋釘插入火柴盒,平放在路旁停放的共匪汽車輪胎前,使汽車開動時,釘子戳破輪胎。”(17)還有一款為三毛正騎在高高的樹權上破壞電線,所配文字為:“打擊共匪的方法:用手將軍用電話線里的銅絲扭斷,皮線表面上不露痕跡,使共匪查不出損壞的地方。”(18)這些傳單還特別標明,“看過以后傳給別人”,以求獲得最大效果。

   再次,竭力挑撥煽動解放軍官兵叛變投臺。1953年7月,“西方公司”投送的一款專門針對軍隊官兵的傳單說道:‘解放軍’和‘民兵’同志們:自由中國的游擊隊就要攻打這個地方了!……倘若管你們的軍官到現在還是執迷不悟的話,你們不可放過他們,必須把他們綁起來,押到你們的前面走出來……參加我們的行列吧!同我們一起回去做解放祖國的先鋒。”(19)同月11日專門投送給浙江海門地區駐軍的一款傳單,上半部為一幅海軍“起義”的漫畫:一艘解放軍軍艦在海上航行,一些官兵發動“起義”,將五星紅旗倒掛,把反對者扔下大海,駛向臺灣。下半部分為一大段文字:“‘三野’的同志們!向圖畫中那些同志們看齊吧!參加真正解放大陸上被迫害被剝削的苦難同胞的工作吧!將來你們回到大陸的時候,將覺得有無限的光榮。”(20)此傳單顯然旨在分化解放軍原第三野戰軍,煽動部分官兵反叛。

   有意思的是,“西方公司”還印制了“安全證”,正面寫道:“中共各部隊指戰員注意:這張紙是你們選擇自由的保障,在你逃到了自由中國見到國軍時,按著下面的三件事去做,可以得到絕對安全保障:一、放下武器;二、反穿上衣;三、交出這張安全證。”背面則是給“國軍及游擊隊官兵”的說明和要求:“凡是手里拿著這張安全證的中共官兵,都是因為受不了共匪的壓迫,才自動反正的。你們必須好好的優待他們,絕對保障他們的安全。”落款為“參謀總長周至柔”,并蓋有“參謀總長印”和周本人印章,時間為“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元月二十三日”。(21)其英文版中有段手寫的說明,標明該安全證共印制了30萬份,讓與外島基地有聯系的漁民偷運回大陸。(22)

第四,污蔑、挑撥、破壞中蘇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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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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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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