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永:《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與中日關系的法律基礎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15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07:45:45

進入專題: 中日關系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劉江永  

   內容提要: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和平共處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然而,盡管中日之間發表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四個政治文件,但圍繞兩國關系的法律基礎究竟是什么?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基礎究竟是什么?對此,日本同中國的立場觀點并不一致,客觀上形成了“中日國際秩序觀矛盾”。日本政府從未強調遵守中日之間四個政治文件處理兩國關系和領土問題,而一直堅持以《舊金山和約》作為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必然影響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之際,確有必要就中日關系的法律基礎做一比較系統的研究與說明。

   關 鍵 詞:中日關系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法律基礎  波茨坦公告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也是中日兩國第三個政治文件《中日聯合宣言》發表20周年、第四個政治文件《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簽署10周年。這三份政治文件和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共同組成了中日之間四個政治文件,規定了中日關系健康發展所必須遵守的各項原則。

   其中,承上啟下的重要一環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于1978年8月12日由中日兩國政府正式簽署并經兩國最高立法機構批準生效。其重要意義正如李克強總理指出的:“條約以法律形式確認了《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包括日方深刻反省戰爭責任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重要表態,明確宣示中日兩國要世代友好下去,為中日關系確立了政治基礎和法律規范,指明了正確方向。”[1]

  

   一、問題的提出

  

   戰后中日關系的國際法基礎并非始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而是始于1943年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日本天皇發布的“終戰詔書”、日本政府簽署的《日本投降書》均承諾接受并遵守《波茨坦公告》;1947年5月3日《日本國憲法》生效,日本從此走上和平發展道路。

   然而,戰后初期形成的美國與蘇聯兩極對抗的國際體系和美國的冷戰政策,對東亞地區建立戰后新的國際秩序造成重要影響,日本右翼勢力也一直企圖擺脫《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所形成的戰后國際法束縛。在這一背景下,戰后以來中日兩國圍繞東亞國際秩序和國際法基準,一直存在對立與斗爭。這種矛盾涉及戰后中日關系的幾乎所有重要問題,諸如歷史觀、戰爭觀矛盾,以及中日之間的臺灣問題、釣魚島列島歸屬認知問題等。

   例如,2012年11月,時任日本國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曾撰文稱,“作為戰后的第一步,日本締結了《舊金山和約》,這一條約有48個國家簽署。該條約包括了戰后秩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中國政府視該條約‘非法、無效’。不僅如此,中國在1992年通過了一部《領海及毗連區法》,該法律視尖閣諸島(釣魚島列島)為中國的一部分,此舉試圖單方面改變《舊金山和約》定義的該島屬性。那么,究竟是哪個國家,日本還是中國,在否定戰后國際秩序?”[2]這番話聽上去似乎日本有些委屈,實際上則反映出日本政治家和外交當局對戰后國際秩序,以及《舊金山和約》在釣魚島歸屬問題上的自我誤導。

   中日兩國應遵守的國際規則和國際法基礎究竟是什么?中方的立場十分清楚,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中日兩國政府發布或接受的各項相關文件和國際協議。但是,日本政府卻不時地把1951年9月8日簽署、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舊金山和約》,作為處理中日關系相關問題的法律依據。這就必然造成中日兩國之間的戰后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方面的尖銳矛盾,從而影響兩國政治互信和一系列相關問題的解決,甚至還會產生新的對立。

   戰后以來,日本政府和執政黨內有一股強大的親美保守勢力,一直企圖以《舊金山和約》取代《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作為戰后東亞地區國際秩序和國際法基礎,但這沒有得到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等東亞地區許多國家政府的認同。所以中日兩國才必須再談判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為戰后中日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奠定政治和法律基礎。

   2018年5月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紀念活動及歡迎李克強總理訪日招待會上致辭時表示:“40年前,兩國老一輩政治家以遠見和智慧促使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其中一條就是發展兩國間持久和平友好關系。條約像指南針一樣,引領日中關系克服困難,不斷前行。”[3]

   然而,在涉及中日之間釣魚島歸屬認知爭議問題上,日本政府則根本不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戰后相關國際法體系,而是繼續以《舊金山和約》作為自我誤導的“指南針”。日本外務省在網站上發表主張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針對日本領土予以法律上處置的《舊金山和約》以及相關條約也都是在以尖閣諸島(釣魚島列島)為日本領土的前提下進行的。……《舊金山和約》是涉及日本處理二戰結果方面的國際性框架。所以中國對基于該條約的處置提出異議的做法,或許才可以說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4]

   這就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值得研究:戰后東亞地區國際秩序和國際法的基礎究竟是什么?處理戰后結果的國際法基礎和中日關系的法律基礎,究竟是1951年美國主導簽署的《舊金山和約》,還是1943年《開羅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以及《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關系的法律基礎究竟是以《舊金山和約》為準繩,還是以《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為準繩?以不承認新中國政府的冷戰政策為背景并排除中國參加的《舊金山和約》,是否具有作為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合法性?中國政府從20世紀50年代初至今一直對《舊金山和約》提出異議,聲明其是非法的、無效的,而如今日本政府仍在強調《舊金山和約》是在“尖閣諸島”(釣魚島列島)為日本領土的前提下進行的,那中方豈不更有理由強烈反對《舊金山和約》了嗎?那么,究竟是誰的言行才是對戰后國際秩序和中日關系法律基礎的嚴重挑戰呢?

   筆者認為,日方上述說法在邏輯上難以自恰。因為切實遵守《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就必須遵守以《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為基礎所形成的戰后國際秩序和國際法規。盡管這個秩序曾經受到美國冷戰政策的沖擊和日本右翼勢力的質疑,但終究難以撼動。它對于維護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妥善處理兩國關系中的敏感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在2018年中日兩國恢復高層交往,兩國關系開始轉暖的重要時期,認真總結21世紀以來中日關系走過的曲折道路,從戰后中日關系所應遵守的法律基礎的角度理清問題所在,澄清是非曲直,防止錯誤認識干擾兩國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正是本文寫作的初衷和目的。

  

   二、中日關系的法律基礎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而非《舊金山和約》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規定,中日兩國要嚴格遵守《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然而,在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上,《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四個政治文件,有時則并未得到日方必要的遵守。這是近年來中日關系倒退的癥結所在。例如,日本外務省至今仍認為,“在法律上來確定戰后的日本領土范圍的是《舊金山和平條約》,而《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不能對日本的領土處理形成最終的法律效果。”[4]這顯然是有違《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錯誤看法。

   (一)《舊金山和約》不適用于中國,二戰后的中日領土問題只能根據中日兩國均接受或締結的條約處理

   很顯然,《舊金山和約》不適用于并未參與簽署的中國,在該和約第六章“紛爭之解決”第21條和第25條中有明文規定。《舊金山和約》第二十五條“聯盟國定義”規定,“本條約所謂之聯盟國,系與日本進行戰爭之國家,或依據第23條所列舉先前為該國一部分領土的國家,而此國家已經簽署并批準本條約者。”該和約第21條“中國與朝鮮之受益權”明確規定,“中國與朝鮮不受本條約第25條規定之所限”,這等于宣布中國和朝鮮并非《舊金山和約》所說的“聯盟國”,中國在日本投降后所應獲得的所有權益也不受《舊金山和約》約束。《舊金山和約》第26條“兩國之間之和平”稱:“日本將與任何或支持、簽署1942年1月1日‘聯合國家宣言’,或者與日本處于戰爭狀態國家、或依據第23條之列舉先前為該國一部分領土的國家而此國家非本條約簽署國,在本條約實質上相同條件下,簽訂雙邊和平條約。”[5]

   由此可見,美日等《舊金山和約》簽署國已認定該和約的適用范圍不包括所有非簽屬國,日本同未加入《舊金山和約》的相關國家之間還須簽訂雙邊和約。因此,日本政府以《舊金山和約》為法律基礎認定和處理中日關系及兩國之間的領土劃分問題,不僅違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所涉及的戰后國際法基礎,也有違《舊金山和約》本身的明文規定,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其次,作為國際法常識,對沒有簽署或接受某項條約或協定的國家,該條約或協定對該國來說是無效的;背著別的國家在條約中規定涉及該國領土的內容也是非法的。《舊金山和約》沒有中國參與,因而無權決定中國領土的范圍。該條約第二條只規定日本必須放棄臺灣,但沒有像《開羅宣言》那樣規定臺灣歸還中國,從而在美日形成所謂“臺灣歸屬未定論”,這是違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因此,時任中國外長周恩來從1950年開始就多次發表聲明宣布,《舊金山和約》非法、無效。

   第三,《舊金山和約》不僅沒有結束日本和亞洲鄰國的戰爭狀態,更談不上解決日本和鄰國的領土劃分問題。雖然有40多個國家參與簽署該和約,但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是并未同日本交戰的拉美、非洲及歐洲國家①,根本不能代表東亞主要參戰國,更難以決定涉及這些國家的戰后國際秩序和領土問題。因此,日本必須同中國、俄羅斯等主要交戰國單獨談判締結和約。

   日方深知,關于戰后領土問題的解決,需要相關國家通過締結和約等國際協議來解決。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實際上繞開、擱置了釣魚島歸屬認知的爭議。如今,日方一面矢口否認曾與中方就擱置釣魚島爭議達成過共識;一面以沒有中國海峽兩岸任何中國人參與的《舊金山和約》作為解決中日之間領土懸案的法律基礎,這顯然是行不通的。

   另外,日本歷屆政府都希望在締結日俄和約的過程中解決歸還“北方領土”(南千島群島)問題,但因很難同俄方就領土問題達成共識,導致日俄和約遲遲難以締結。1950年10月4日,日本外務省曾在《關于對美國對日和平條約案構想的對策方針》中主張,千島群島不能引渡給蘇聯。因為這與《大西洋憲章》中的“不擴大領土原則”相違背。同時,齒舞諸島與色丹島是北海道的一部分,并不屬于千島群島,因而也不能作為領土處置的對象。然而,1951年《舊金山和約》并未完全采納日方上述主張,而規定日本必須放棄千島群島、庫頁島的一部分及其附近島嶼。或許正因如此,日方迄今從未就解決日俄領土問題引用《舊金山和約》作為法律依據。其對待國際條約的實用主義做法由此可見一斑。

   (二)戰后中日之間的領土范圍,只能由《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規定必須遵守的《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來決定

《中日聯合聲明》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規定,“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其中當然包括日本在處理戰后中日兩國領土范圍問題上必須遵守《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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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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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日本學刊》 2019年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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