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從文明“對話”到全球文明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80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21: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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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煒 (進入專欄)  

  

   2019年5月15至22日,“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北京召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會參會國近100個,除47個亞洲國家外,還有近50個域外國家,包括非洲、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國家的文學、藝術、媒體、智庫等各屆名家學者應邀參會。更有意思的是,希臘這個純歐洲國家和亞美尼亞這個半域外國家不僅參會,甚至還高規格派出了政府首腦。可見,本次大會并非以亞洲畫地為牢,而體現了一種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人類共同體意識,不僅要進行亞洲文明對話,更要進行全世界文明對話。

  

   談“文明對話”,首先得弄清楚何為“文明”。“文明”西文是civilization,指一種存在形式或生活樣態、一種思維-信仰模式、或一套基于特定宗教-文化的價值理念;文明是人類進入較發達的城市生活階段的產物,往往具有龐大的人口數量和疆域規模,涵括多個民族、多種語言、多種文化和習俗;文明通常具有發達的文字和文學藝術傳統、科學(不一定是現代科學)技術、法律制度、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政治組織、軍事組織,以及與這一切相配合的物質表現形式。應當注意,學界通常所謂“文明”其實有兩個含義,既指某特定的生命形態,也指認同于該生命形態的共同體或多個此類共同體之集合。

  

   何為“對話”?在日常語言中,“對話”指至少兩個言說主體就特定議題所進行的友好的語言交流,包括宣示、闡述、評論、解釋和論辯。何為“文明對話”?傳統上,所謂“文明”并非言說主體,不僅疆界模糊不清,而且并非像國家那樣,是一些政治軍事行為體,可由總統、外長或學者之類的個人來代表。故此,當今意義上的文明對話大體上是不會發生的。然而近幾十年來,因交通通訊手段的巨大進步和大洲之間前所未有的頻繁人員往來,友好交流意義上的文明對話不僅已是現實,甚至已司空見慣了。這種文明對話可以是代表不同文明的個人進行的口頭或書面、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交流,也可以是來自不同國家的政府官員、學者、智庫人員、文學藝術家、媒體人士等代表各自所屬的文明在正式場合(如此次北京“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展開的集中的思想交流。

  

   但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一個文明通常不太可能派出代表,去到某處與另一個文明的代表進行正式的交流和“對話”,哪怕只是為了消除分歧,和平共處。若真發生了類似今日的文明對話,也很可能是針鋒相對、唇槍舌劍,很難做到天清氣朗、細雨和風。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來華向中國人傳教時,雙方發生的激烈交鋒便在此列。實際上,歷史上的文明互動更多表現為貿易和伴隨貿易的技術和文化交流。近代初期歐洲崛起,文明互動更采取了一個文明以堅船利炮侵入其他文明的形式。在16世紀前約一千年中,大量東方技術和知識經中亞西亞傳入歐洲,換代升級后又被歐洲人用來凌辱宰制東方。如果這也算“文明對話”,那顯然是一種一方加害一方受害的“文明對話”。盡管如此,在歷史上,戰爭并非主流,而技術、物質和精神層面的和平交流、融合才是主流。中國文明使整個東亞中華化、印度文明使整個南亞印度化、基督教文明使斯拉夫地區基督教化,都是和平互動融合的例子。

  

   地緣格局也是文明和平交流與播散的主要原因。以亞歐大陸為例。這是一個連續、完整的超級陸地板塊,是各主要文明的誕生地,最重要的人類故事便發生在這里。對歷史稍有了解便不難發現,很大程度因亞歐大陸的地理連續性、整體性和統一性,在上古時代,不同文明之間便發生了技術和物質的“對話”,有意義的技術發明 — 青銅和鐵的制造、高效的農具、某種值得馴養的動物和某種有價值的農作物等 — 一旦出現在某個區域,遲早都會播散到其他區域,而使之傳播開來的原因在多數情況下并非戰爭,而是和平交往或“對話”。所以,最終,看同文明區域的發展程度呈現出一種清晰可見的相對一致性和同步性。19世紀中葉,日本中國等國在看似大大落后于西方的情況下,在短短一百多年甚至幾十年里便迎頭趕了上來,便是這種相對一致性和同步性的最佳說明。生物方面的事例為以上論點提供了佐證。亞歐大陸各主要文明的物種形態和進化程度表現出了明顯的一致性。東亞、南亞和歐洲文明在其萌生時期馴化的動物如馬、牛、羊、豬、駱駝、兔、貓、雞和鴨等,廣泛分布于歐亞大陸各地,而在16世紀伴隨歐洲殖民擴張而發生的“物種大交流”之前,這些動物并不見于美洲(“大交流”之前美洲只有羊駝、駝馬、豚鼠、火雞等不太優良的馴養動物)、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南太平洋島嶼。對于維系一個文明至關重要的谷物如小麥、水稻、大麥、黑麥、燕麥等農作物也在亞歐大陸各地得到廣泛種植和培育。甚至亞歐大陸各主要區域人類易患的傳染性疾病也相同,卻不見于“物種大交流”之前的美洲、澳大利亞等地。歐洲人入侵美洲、中斷其正常發展進程,所用最具殺傷力的武器并不是鋼刀鐵劍、火器和效率更高的軍隊組織,而是“舊大陸”人類對之早已產生了抵抗力,而“新大陸”人類卻毫無抵抗力的天花、麻疹、霍亂和鼠疫等疫病。然而16世紀以來,因人員、物質和物種在全球范圍的大流動、大交流,各大陸之間先前相對隔絕的狀態被徹底打破了。

  

   以上大致勾勒了各文明在不同大陸演進的相對同步性或統一性。這種相對同步性或統一性之所以可能,是因時時處處都在發生的文明“對話”與文明要素融合。但這只是文明演進的空間維度。文明演進還有時間維度,即林林總總、多式多樣的文化此起彼落、生生不息的傳衍,從古到今已然消失或依然存在的眾多文化體的接力跑式的承續。埃及衰敗了,其科學萌芽被富于求知熱忱的希臘人所吸納,經希臘人羅馬人升級轉手后,最終為歐洲乃至全世界所利用。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人消失了,其豐富的神話傳統被希臘人融入自己的神話傳統中;兩河流域衰落了,其天文學和數學成就同樣豐富深化了希臘人的知識體系,而前者發明的60進位制和度、分、秒之角度計量和時間劃分法直至今天也仍在為全世界所使用。在與埃及人和其他民族的角逐中,赫梯人早早就出局了,但他們確然參與了敘利亞社會的生長,這在希伯來圣經(即舊約)和其他古代文獻中不難找到例證。作為敘利亞社會的一個民族,腓尼基人曾是活躍于古地中海世界一個商業民族,后來被羅馬人征服,但其航海技術和貿易活動使整個西亞地中海世界受益,其所發明的字母更通過希臘人阿拉伯人中轉,影響了全世界絕大多數書寫體系。中美洲文明被西班牙人摧毀了,但其適應干旱氣候和貧瘠土壤的農作物如土豆、紅薯、玉米、南瓜等卻對后來各大文明尤其是清代中國人口大增產生了重要影響。當然,古代文明的“對話”融合所產生的最令人震驚的結果,還是在敘利亞(希伯來)社會與希臘羅馬世界互動中誕生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明。

  

   思想史方面的“對話”與融合同樣如此。希臘文化雖退隱至歷史幕后,“邏各斯”概念卻能“道成肉身”,與新興基督教神學展開“對話”,最終在唯一神居統治地位的基督教里注入了希臘哲學的因子。在4至5世紀,柏拉圖哲學通過新柏拉圖主義的中介與基督教發生了“對話”,最終被奧古斯丁融入其基督教神學論證中。9至13世紀,在與阿拉伯世界的精神“對話”中,亞里士多德哲學由阿拉伯語轉譯為拉丁語,為歐洲基督教的神學論證所用,為阿奎那構筑其富于現代氣息的新神學體系做出了貢獻。15至16世紀,希臘藝術、文學和哲學在與西歐基督教的“對話”中被全面復興。及至19世紀末,就連中止了上千年的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也被恢復,現代奧運會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希臘哲學尤其是新柏拉圖主義也與中世紀伊斯蘭神學進行了“對話”,為伊斯蘭神學論證立下了汗馬功勞。希臘哲學思想融入近現代歐洲人思維之后,伴隨16世紀以來西方的全球擴張,更與俄羅斯、南亞和東亞傳統知識形態展開了“對話”,對后者的現代轉型產生了結構性影響。僅就中國而言,可以說,希臘哲學已融入現代中國知識形態,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上,盡管中華世界一直受游牧民族的侵擾,明中期東南沿海更有倭寇騷擾,但總的說來,一直既有機會也有意愿與域外文明進行交往的。反之,域外文明也是既有機會也有意愿同華夏世界進行交流的。事實上,從秦漢前一直到清朝,通過貿易和其他活動,中華與域外文明之間一直發生著“對話”融合,除了佛教,還通過現新疆地區和中亞引進了諸多域外文明成果,如古希臘繪畫和雕塑技法,如阿拉伯-伊朗世界的數學、天文學、雜技、舞蹈和音樂(從“胡舞”“胡琴”“嗩吶”等名詞可見一斑)等,以及胡蘿卜、苜蓿、葡萄、西瓜、黃瓜、蠶豆、青蔥、大蒜、胡椒、芝麻等農作物。在科技方面,中國也引入了源于北非西亞的玻璃制造方法,并經由波斯和印度引進了一些域外的醫學知識。在器物方面,中國從西邊輸入的域外東西就更多了,如次玉、珊瑚、琥珀、瑪瑙、水晶、鉆石,甚至連椅子和凳子的概念和樣式也都是從西邊拿來的。16-17世紀以還,中國更是舶來了原產美洲的玉米、紅薯、土豆、豆薯(別名地瓜)、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西紅柿和菠蘿等農作物。不用說,域外文化成果的輸入大大豐富了中華文明。

  

   不妨再以印度文明要素藉佛教進入中國、最終融入中華文明為例。隨著佛教在兩漢之際進入中土,其教義教理、組織形態、建筑風格、藝術樣式統統與中華文明展開了“對話”。在此過程中,提倡“出世”“出家”的佛教在面對本土核心價值觀“忠”“孝”的抵制時,做了重要的調整和妥協,本土文化則接納和吸收了佛教的有用成份,印度與中華文化因之發生了深度融合。宋朝崛起的理學實際上是在佛教扎根中華大地后,儒家為應對其挑戰,吸收利用佛家(及道家)思想而形成的一種新型哲學。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佛教傳入中土后,佛經翻譯對漢語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來世、因果、報應、世界、現在、剎那、境界、實際、平等、懺悔、因緣、大慈大悲、大徹大悟一類常用詞匯,原本都是佛家用語,現如今早已登堂入室,成為“正宗”漢語的組成部分。從文學看,若沒有佛家理念,很多經典是不可能產生的。王維詩歌中那種閑適恬淡的意境、樸拙內斂的風格,如“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等,明顯受到佛教影響。蘇軾的佛教信仰也反映在詩歌創作中,如“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形”;其《念奴嬌·赤壁懷古》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詩詞的雄奇豪放、大氣磅礴、精深含蓄、情深意長和形式上的完美,直至今日仍是難以企及的高峰。

  

   很明顯,各文明之間不是近代以來而是從古到今一直都處在交流和融合的過程中。中國藉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艉舵、水輪和水力輪式碾磨、拉式紡織機、水力冶金鼓風機和其他諸多發明,對華夏以西的文明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源于印度的記數方法、數字書寫方式尤其是0之概念經阿拉伯人中轉,傳到歐洲(印度數字因之被誤稱為“阿拉伯數字”)后,最終為全人類所采用。試想,若羅馬人用羅馬數字、希臘人用希臘字母、中國人日本人用漢字進行數學運算,是多么笨拙!秦漢以還,中國文明傳播到日本、朝鮮和越南,成為其主流文化,最后整個東亞都中國化了;西元前6世紀以降,印度文明藉婆羅門教和佛教等傳播到整個南亞,使該區域印度化了;歐洲則藉“新大陸”的發現把整個西半球西方化了。這些事例都可以視為近代之前的區域性全球化,是全球文明的預演。16世紀以來,西方憑其軍力和科技優勢“以動力橫絕天下”,對全世界進行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和掠奪,但其率先開出的現代政治理念、法制、商業體制和科學技術等已為全世界所接受,其哲學思想和文學藝術也已傳遍全球,中國、日本、印度和伊斯蘭世界在融合西方成果的同時都經歷了深刻的文明再造。一個以聯合國這一準全球政府為基本協調組織和治理框架,建立在現代政治理念、法制、商業體制、科學技術基礎上的全球文明已隱約浮出水面。亞洲既然已對世界經濟、政治和科技格局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將對世界政經制度和思想觀念產生深刻沖擊,而西方文明也將越來越多地吸納非西方文明要素,一種融合了各大文明要素的全球文明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為現實,地球將因之進入人類共同體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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