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丹: 論近世琉球的歷史和法律地位——兼議釣魚島主權歸屬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6 次 更新時間:2019-11-13 21:55:25

進入專題: 琉球地位   釣魚島爭端  

劉丹  

  

   內容摘要: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日方極力撇開《馬關條約》和其取得釣魚島所謂“主權”之間的關聯,并認為釣魚島列嶼的行政編制隸屬琉球、琉球是日本的領土,所以釣魚島的主權應歸日本,即日方主張包含著“釣魚島屬于琉球、琉球屬于日本,所以釣魚島屬于日本”的荒謬邏輯。本文著重對琉球地位問題“去偽”,即通過探究近世琉球(1609-1879)在歷史和國際法上的地位、中琉歷史上的海上自然疆界,從而進一步印證釣魚島屬于中國,為我國釣魚島主權主張提供有力論據。

  

   關鍵詞:琉球地位;國際法;釣魚島爭端

  

   2012年日本政府“購島”鬧劇后,中日釣魚島爭端使兩國的對立狀態持續發酵,至今仍僵持不下。我國學界尤其是大陸的相關研究中,對日本釣魚島“主權主張”中琉球因素的關注相對較少;由釣魚島爭端引發的“琉球熱” 是在2012年因“購島事件”導致中日關系緊張期間凸顯出來。釣魚島主權問題和琉球地位問題盤根錯節,對琉球地位問題“去偽”,即“琉球主權是否屬于日本”這個命題,除了從歷史、地理和國際法加強論證我國釣魚島主權主張外,如再對日本結合琉球和釣魚島隸屬關系的相關主張進行有理、有力、有據的駁斥,將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一、琉球的歷史及中日琉三角

  

   琉球是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古老王國。琉球王國曾以東北亞和東南亞貿易的中轉站而著稱,貿易發達,有“萬國之津梁”的美譽,其疆界的地理范圍也和現在的日本沖繩縣存在較大差別。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上琉球和中國的朝貢冊封關系并不為現代人所熟知。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正式吞并琉球之前,琉球是有著獨特歷史的王國。琉球歷史分為“先史時代”、“古琉球”和“近世琉球”三個時代。“先史時代”包括十二世紀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和貝冢時代;“古琉球”是指從十二世紀初到薩摩藩藩主島津氏入侵琉球的1609年,約500年的時間;“近世琉球”則從1609年薩摩入侵琉球島,到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宣布琉球廢藩置縣為止,歷時270年。

  

   (一)琉球王國歷史及中琉宗藩關系

  

   自1429年琉球統一到1879年琉球王國被日本吞并,琉球王國橫跨了“古琉球”和“近世琉球”兩個時代。自琉球按司察度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向明朝皇帝朝貢,受冊封為中山王,至清光緒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改為沖繩縣為止,中國在明清兩代和琉球保持了五百多年的封貢關系,中國遣冊封使共24次,琉球來貢者則更多。中琉建立外交關系后,凡是琉球國王病故,其世子承襲王位,必須經過明清兩朝皇帝冊封,才能正式對外稱王。我國有關釣魚島列嶼的記載,多見于明清兩代冊封使歸國回朝復命的“述職報告”即冊封使錄中。

  

   (二)中日琉多邊關系下的琉球“兩屬”問題

  

   自1609年(明朝萬歷三十七年,日本江戶幕府慶長十四年)薩摩藩攻破琉球,直到1879年明治政府在琉球廢藩置縣,這段時期被史學家稱為琉球的“兩屬”時期。1609年,日本薩摩藩的島津氏發兵入侵琉球,擄走國王尚寧和主要大臣,史稱“慶長琉球之役”。琉球這種“明屬中國、暗屬日本”的狀態一直持續到日本明治維新初年。入清后,琉球進入第二尚氏王朝后期,琉球請求清政府予以冊封。世子尚豐分別于天啟五年(1625年)、天啟六年(1626年)和七年(1627年)上表,請求中國給予冊封。琉球天啟年間的請封是在前述“慶長琉球之役”后,王國受到薩摩暗中掌控下進行的。“慶長琉球之役”后,崇禎六年(1633年),在薩摩藩的不斷催促下,琉球恢復和中國的封貢關系、恢復隨貢互市。1872年9月,明治天皇下詔將琉球王室“升為琉球藩王,敘列華族,”為吞并琉球做好了形式上的準備,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這就是琉球為中日“兩屬”的由來。

  

   薩摩藩入侵琉球后便從政治、經濟等方面控制琉球。但為維持中琉朝貢貿易并從中牟利,就薩琉關系,薩摩藩全面貫徹了對中國的隱瞞策略,具體包括:1.不準琉球改行日本制度及日本名姓,以免為中國天使(冊封使)所發現。例如,《紀考》稱,“寬永元年”(天啟四年,1624年)八月二十日,國相(薩摩藩對內自稱“國”)承旨,命于琉球,自后官秩刑罰,宜王自制,勿稱倭名,為倭服制。2.冊封使駐琉球期間,薩摩藩為欺瞞耳目所安排的措施為:所有日本官員如在番奉行、大和橫目以及部署,非妥善偽裝混入冊封者,一律遷居琉球東海岸偏僻之地,以遠離中國人活動之西海岸;又如,取締一切日文招貼、招牌;再如,一切典籍、記錄、報告,均諱言慶長琉球之役的日琉關系,等等。3.琉球官方出版和匯編了《唐琉球問答屬》、《旅行人心得》等文件。《唐琉球問答屬》是由首里王府制作的,為避免“琉球漂流事件”透露出薩摩藩控制琉球的內幕、以應對中國官府的問答卷。其中第一條回答琉球王國統治疆域時,答案為“統治的疆域有中山府、南山府、北山府,南面的八重山、與那國島,北面的大島、喜界島,西面的久米島、東面的伊計島、津堅島等36島”,而當時(奄美)大島、喜界島已經在薩摩藩的管轄范圍內,這顯然在向清朝刻意隱瞞。《旅行人心得》出版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是印有中琉“標準答案”的小手冊,為琉球華裔政治家蔡溫所撰,目的是教育琉球入華的官員、官生和一般商人如何答復中國人可能提出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有關薩琉關系的問題。

  

二、《萬國公法》視野下藩屬國的國際法地位


   亞洲的“宗藩/朝貢體系”是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之周邊各鄰國與中國形成的雙邊“封貢關系”為結構的國際體系。“萬國公法體系”又稱“條約體系”,則指伴隨近代殖民擴張形成的,西方殖民列強主導的以“條約關系”為結構、以“萬國公法”世界的國際秩序為基礎的國際體系。近代西方國際法正式和有系統的傳入中國是從19世紀開始的。然而,19世紀后期,清廷的藩屬國如越南、緬甸、朝鮮等相繼淪為歐美列強和日本的殖民地或保護國,宗藩/朝貢體制分崩離析。

  

   (一)《萬國公法》的傳入及其對清政府外交的影響

  

   如上所述,近代西方國際法正式和系統的傳入中國是從19世紀開始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1827-1916)翻譯的《萬國公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西方法學著作。《萬國公法》在中國一經出版,在東亞世界引起很大震撼,翌年在日本便有翻刻本和訓點本出版,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日本的暢銷書,后陸續在朝鮮和越南相繼翻刻刊行。19世紀初,中國逐漸成為西方列強在東亞的殖民目標,其間歷經兩次鴉片戰爭,到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社會各階層對西方國際法的傳入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清政府的確有應用國際法與西方國家外交交涉成功的案例,例如1839年林則徐禁止銷售鴉片和辦理“林維喜案”,又如普魯士在中國領海拿捕丹麥船只事件等,這些外交糾紛的順利解決促成清政府較快地批準《萬國公法》的刊印;另一方面,清政府及其官員對國際法則傾向于從器用的層面做工具性的利用,追求對外交涉時可以援引相關規則以制夷。

  

   甲午戰爭爆發前后那段時期的“國際社會”是有特定涵義的,它是以歐洲為中心、由主權獨立的歐洲國家組成,進而形成一套體現西方價值觀、有約束力的近代國際法規則體系,又被稱為“國際法共同體”或“文明共同體”。琉球大學歷史學者西里喜行指出,東亞的近代是東亞各國、各民族與歐美列強間的相互關系的主客顛倒時代,也是東亞傳統的國際制度即冊封進貢體制,被歐美列強主導的近代國際秩序即萬國公法所取代的時代。我國汪暉教授也認為,清朝與歐洲列強之間的沖突不是一般的國與國之間的沖突,而是兩種世界體系及其規范的沖突,即兩種國際體系及其規范的沖突,這兩種國際體系就是“朝貢體系”和近代“萬國公法體系”。“萬國公法體系”中,世界各國被分為“文明”、“不完全文明”、“野蠻”和“未開化”多個領域(見表1),中國等亞洲國家被視為“野蠻國”,只能適用國際法的部分原則,不能享有國家主體的完全人格。最能反映這種秩序架構上的國家權利的差異,莫過于以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為核心內容的諸多不平等條約。這種國際秩序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中心主義”,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政治現實卻是在這種偏見下展開的。

  

  

   (二)《萬國公法》中的“藩屬國”

  

   比較19世紀《萬國公法》和20世紀《奧本海國際法》這兩部國際法經典著作不難發現,“殖民地”其實是現代國際法所稱“國際人格者”中的一種類型。而與“宗藩/朝貢體制”聯系最密切的“被保護國”、“半主權國”、“藩屬國”等國際法概念,在《萬國公法》中被納入“邦國自治、自主之權”專章論述。現代國際法意義上的“國際人格者”是指享有法律人格的國際法的主體,“國際人格者”享有國際法上所確定的權利、義務和權力。分析近現代國際法“國際人格者”的內涵和法律概念的變化與演進,對于分析琉球近現代國際法地位具有重要啟示。圍繞著琉球地位問題,中日琉三方的外交交涉中,官方曾援引并運用《萬國公法》的原則、規則和理論。

  

   了解19世紀語境下“國際人格者”的類型和內涵,就要從《萬國公法》中尋找初始的軌跡。參照丁韙良的中譯本和1866年由波士頓的利特爾&布朗公司出版的英文第八版這兩個版本可知,惠頓所著的《萬國公法》在第一卷第二章中提到了“國”、“半主之國”、“被保護國”、“藩屬”等具有或部分具有“國際人格者”資格的類型,尤以對“藩屬”主權問題的論述值得關注。

  

對于“國”的定義,《萬國公法》中有一段文字:“所謂國者,惟人眾相合,協力相助,以同立者也。”為說明“國家”的構成要件,惠頓特別提到,“蓋為國之正義,無他,庶人行事,常服君上,居住必有定所,且有領土、疆界,歸其自主。此三者缺一,即不為國矣。”19世紀的國際法中,“國家”的要件主要是定居的居民、領土和疆界,這和現代國際法對國家的認定標準相比明顯寬松不少。《萬國公法》中,國又分為“自主之國”和“半主之國”。“自主之國”是“無論何等國法,若能自治其事,而不聽命于它國,則可謂自主者矣”;而半主之國則因“恃他國以行其權者……蓋無此全權,即不能全然自主也”被稱為“半主之國”,除阿尼合邦、戈拉告依據條約屬于“半主之國”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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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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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海洋法學評論》2016年12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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