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論社會進步的標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265 次 更新時間:2020-01-24 08:17:18

進入專題: 社會進步   社會文明  

潘維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 社會進步主要基于公共生活演進的自然邏輯,而非應然的價值觀和典章制度。如同“城池”是“社會文明”的最初門檻,社會的先進與落后主要反映在當今大都市的治理體系中。放棄而今流行的各種“兩分”標準,著眼于國家在生存競爭中的興衰,作者以兩個前提下的三大標尺去解釋和衡量社會形態的先進與落后。兩個前提是:先進基礎設施的密集程度和國防的強大程度。三大標尺是:維護公共財產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權使用成本與收益的程度,以及勞動者再生產的社會化/均等化程度。可用三個要素證偽上述理論:能否粘合精英與平民,給較大規模的國家提供較強內聚力;能否對國外群體產生較強吸引力;能否為技術與知識的創造和普及提供較優越的環境。

   【關鍵詞】 社會文明,社會進步,城市,大都市,勞動者再生產

  

   一、疑問與定義

  

   我們能模糊地感到文明(civilization)有先進、落后之分。但何以知道落后或先進?這不僅是理解當代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理論問題,而且是攸關新時代中共中央提出的核心任務:改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什么是“文明”?基于當代認識,全球考古學界公認以“金屬、文字、城池”三要素來判斷具體的古人類群體是否邁入了“文明”,即能冶煉金屬、使用文字符號、有城池的定居社會。由此可知,當代人把“文明”理解為三大類內容:實用技術、抽象知識、社會形態。

   “技術文明”指的是方便人類物質生活的實用技術。實用技術來自物欲,讓人類日常生活越來越豐裕、方便,是驅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本。實用技術的先進或落后很容易分辨。

   “知識文明”指的是由人造符號概念構筑的,關于自然及社會的抽象因果關系。抽象知識屬于人類精神世界,未必由物欲推動,能促進實用技術卻得不到“專利”。與“信息”不同,人類能積累的抽象知識很少。

   “社會文明”指的是公共生活形態。組織起來的人類群體就是“社會/會社”(society),是群體內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總稱。公共生活形態為技術和知識的創造和普及提供或優或劣的環境,這是人類快樂與痛苦的源泉。我們迄今并不清楚怎樣判斷社會文明的先進與落后。而今流行西式“兩分”標準,如“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市場機制與國家干預、市民會社與國家政權、個人主義與集體或國家主義”。然而,由于例外比比皆是,人們爭論不休。

   由于無從判別“公共生活形態”的先進與落后,人們懷疑“文明”是否有先進與落后之分。但是,這個懷疑又與我們的直覺或常識發生矛盾。若能令人信服地確立關于“社會文明”先進與落后的標準,判斷“文明”的先進與落后就不成問題了。

   拋磚引玉,本文旨在提供一套判別公共生活形態先進或落后的簡約標準,即社會進步的標準。這既是抽象知識也是實用技術,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政策指南。

   在討論社會進步的標準前,需要先澄清幾個關鍵概念的定義。

   (一)社會文明與文化

   文化的內涵眾說紛紜,龐雜到無所不包,亦常與文明混用。依照上面定義的文明,文化屬于社會文明/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肯定不包含實用技術和抽象知識。

   以“文”化“人”,名詞加動詞,文化的定義天然包含三部分:各種人文作品、與各類人群思想和精神狀態的互動、社會規范的形塑(社稷天下)。漢語“文化”一詞源自《周易·賁卦·彖辭》里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詞的含義迄今未變,展示了兩三千年前中國古代思想的深刻。

   人文作品分四大類:歷史記述、宗教經典、文學藝術、制度典章。形形色色的典章制度當然是人文作品,有些甚至直接來自宗教經典。《可蘭經》至今還是阿拉伯人的“憲法”。人們暫時服從法規制度,卻并不必然認同。強制服從的成本極高,可能高到政權難以承受的地步。

   判斷人文作品的先進與落后是個陷阱。聲稱《俄狄浦斯王》或《哈姆雷特》比《趙氏孤兒》先進,《圣經》比《史記》先進,《戰爭與和平》比《紅樓夢》先進,“美國憲法”比“中國憲法”先進,會引發不必要的困擾。不了解對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背景,甚至不熟悉對方的語言文字,何以知道對方是先進,還是落后?一旦“賈寶玉”被翻譯成“Jia Baoyu”,《紅樓夢》的主角頓然失色,丟失了“真假難辨、漂亮且昂貴的石頭”這層中式浪漫寓意。譬如阿富汗,經歷二十年美國大兵的威逼和美元利誘,美式制度依然沒站住腳。就阿富汗人而言,站不住腳的制度談不上“先進”。對西非叢林部落而言,法國的“政體”不會比規范其部落生活的巫術儀式和圣物“先進”。但在西非的城市生活里,圣物和巫術儀式變成了非主流的“傳統文化”。

   由于存在著文化多樣性和復雜性,各地生產和生活方式具有差異,作為社會文明一部分的文化很難區分出先進與落后。作為文化一部分的典章制度更難分出先進與落后。討論文化的先進或落后,可能陷入偏見甚至種族歧視的陷阱,徒增判別社會文明先進或落后的難度。習近平總書記說:“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

   (二)社會文明與城池、個人

   公共生活形態最顯著的演化是:部落到城邦,城邦到國家,國家到大國乃至超級大國。“城池”是最初的穩定公共生活形態。“國”字的方框起初象征著城池。

   馴化培育原本野生的動植物,人類就有了“產業”,四處游蕩的狩獵采集部落便能定居,凝聚為“社會”。定居的社會需要四大公共設施。第一,昭示政治權威的場所,如宮殿;第二,寄托精神希望的場所,如廟宇;第三,舉辦儀式以彰顯歷法、等級、交易等社會規范的場所,如廣場;第四,為捍衛上述昂貴的“基礎設施”,居民深挖溝并壘土方木石為“城”,是為“國防”的雛形。由此,城邦是公共生活形態的第一臺階。城市與鄉村的公共生活形態很不同,是否也代表著先進與落后?

   公共生活當然排除個人之事,至低要在兩人之間發生。個人行為只要不進入公共視野就不屬于公共生活。但人類是群體動物,對群體而言,不影響他人的個人行為少之又少,所以,劃定“私密領域”(privacy)是公共話題。強調個人作用或強調群體作用也是公共話題。

   性關系最私密,“社會”的起源卻與性關系的公共規范密切相關,直系血親間的性關系導致部落人口再生產的劣勢。寫作是私人之事,但寫作內容影響到公共生活就成為公共之事。“文”與“化”之間需傳播媒介。控制傳媒,讓或不讓某類“文”去“化”眾,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權面臨的困境。控制是“沒文化”,不控制也是“沒文化”,悖論深不可測。世上無國不控制傳媒,但關乎占據道德高地,當代政權追求隱蔽而非公開,精致而非粗糙的傳媒控制。

   (三)社會文明與政治、政權形式

   今人大多認為:政權是公共生活的核心。與政權相關的政治生活左右公共生活形態。那么,何為“政治”?

   政治被普遍理解為“對公共生活的治理”。誰在治理?許多學人不愿明指“政權”,因為腦中有“民權”,有民權與政權兩分,有民眾對政權參與的程度差別,有民眾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治”。但是,無論多少人參與,治理公共事務的機構就是政權;大到中央政府,小到村莊自治機構,都是政權。

   政權是治理公共生活的機構。政權何以能治理公共生活?政權壟斷暴力,不容許私人使用暴力解決糾紛。而且政權壟斷稅收,所有人須向政權繳納維護社會秩序的費用,無人“富可敵國”。換言之,壟斷暴力和稅收的各級機構就是政權。政權所及之處發生的事就是政治。凡不涉政權之事就不屬政治,凡涉及政權之事必屬政治。結婚是私事,本與政府或政治無關,然而,婚姻要獲得《婚姻法》的保護就得去政府相關部門領《結婚證》。關于婚姻的法律是重大政治。

   政權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在古希臘文字里,“城邦”“政權““公共事務”“政治”是同一個詞,這個詞也是當今西文“警察”一詞的詞根。專業警權是近代城市生活的產物,代表壟斷暴力的政權維持著城市的社會秩序。

   從古至今,社會公共生活不僅是物質經濟的內容,還有精神的內容。不似專門研究市場機制的經濟學,政治學從不忽略人類的精神生活。政治家及政治學家對宗教和廟宇的立場和態度各不相同,卻都從不忽略廟宇和宗教。

   然而,可否用政權“形式”判斷社會的進步與落后?今人能模糊地感到,政權形式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如組織法國社會的“政體”貌似比西非的部落酋長/巫師操縱巫術儀式和圣物“先進”。但是這種“感覺”并不實用,還有為帝國主義張目的嫌疑。即便換成法國的“政體”,西非依舊不是法國。沒有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效執行城市生活的典章制度。

   直到約五百年前,無論中西,學人們厚古薄今,普遍贊頌古代社會生活。例如,中國儒門弟子言必稱夏商周“三代”。近代以來,由于實用技術和抽象知識的再生產加速,學者們不再稱頌古代社會,卻為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尺激烈爭吵,主要圍繞政權形式及相關的政治思想爭吵。

   19世紀的學者用社會分工的復雜性或階級斗爭解釋政府形式的差異。20世紀后半期到21世紀的學人們用西式的政府組織形式來分辨公共生活的進步與落后,注重西方推舉群體領袖的形式。一些西式的“兩分”概念被廣泛用于判斷公共生活形態的先進與落后,如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民主與專制、法治與人治、市場機制與國家干預、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政府權威與市民會社(非鄉下的、文明的自治組織,civil society)。在現實的近兩百個國家中,這種西式理論體系遭遇的“例外”太多,多到令人起疑。疑慮是:西方學術霸權劫持了全球學者的議程,誘使他們反復“注解”關于民主與自由這對矛盾的著述。由于理論很難對“公眾”直接“洗腦”,大眾用直覺判斷甲社會比乙社會“好”或“先進”,也用先進技術和知識的起源地做間接判斷。

   上述那些定義含混的意識形態難以解釋國家的興衰。無論主流理論還是大眾直覺,尷尬在于,國家興衰頻仍,三百年前崛起的“歐洲列強”已成歷史名詞。

   (四)精英與平民:社會文明中的魔鬼悖論

   自“城池”之后,因為一個魔鬼悖論,我們再難找到衡量社會進步的有效標尺。

   人類體格不龐大也不強健,靠后肢行走不如四腿動物跑得快,也不如前肢演化成翅膀的鳥兒能在天上飛。倚仗大腦發達,人類從動物世界中脫穎而出,使生存競爭僅發生在人類群體之間。人腦有兩大優勢:杰出的群體生活能力和超常的學習能力。群體生活即公共生活,學習能力即個人智慧。

   人類是群體動物。個人智慧來自社會、從屬社會、服務社會。若個人至高無上就沒有群體,沒有社會文明了。然而,由于人類群體間的生存競爭激化,無所不用其極,公共生活與個人智慧演化成一對魔鬼悖論:公共生活基于以私利為代價的公益,個人智慧基于以公益為代價的私利。后人曾長期贊頌古代的公共生活形態,因為遠古人類群體間的競爭手段落后,個人作用有限,悖論不明顯。

   不彰顯智慧與平庸的差異,要求智者為群體無償做奉獻,社會就平等,大多數人就不會感到痛苦,但代價是全社會的平庸。但倘若對個人智慧報以對他人的包括財富在內的支配權,就會產生追求支配權的精英集團,代價是廣大平民感到痛苦,感到相對被剝奪、被支配,進而社會分裂。

個人智慧相對貧乏的群體因愚蠢而被淘汰,而個人智慧相對豐富的群體因社會分裂而被淘汰。常有強調社會平等團結的群體被強調個人私欲的群體擊潰;也常有強調個人私欲的群體被強調社會平等團結的群體擊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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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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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開放時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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